在投资“单引擎”的拉动之外,中国经济的强劲反弹已经是有目共睹。我预计,今年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率将超过9%,第四季度甚至可能达到10%。 但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净出口仍然拉后腿,消费变化不大,唯一能拉动经济增长的只剩下投资了。而投资的增长靠的是地方政府的热情,以及银行放贷的积极性。各地政府纷纷将“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任务”作为一项政治工作来抓。比如吉林省发改委提出固定投资增速不低于40%的目标;广西则提出2009年要完成6000亿投资任务,比2008年增长62%。 增长是保住了,但挑战依然严峻。从民生的角度来看,增长只是一个数字,就业才是真金白银;经济增长只是一个手段,收入增长才是最终目的。而如果换作以促就业为考评目标,恐怕当前的形势就不容乐观了。 从劳动力就业市场上来看,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比例,自2008年四季度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恶化,供求比例由0.97急剧降至0.85,之后一直没有出现明显的好转迹象。虽然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一数据并不完全准确,但从变化趋势来看,该指标在今年一季度也陡然升至了历史峰值(4.3%)。 今年的失业大潮有两次“洪峰”,一次是年初农民工返乡,第二次就是春末夏初,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失去工作的农民工,至少在2000万以上,而今年应届毕业生有650万,加上往年没有找到工作的,可能有1000万名大学生要找工作。 当前的经济反弹并不能自动缓解就业压力,相反,如果继续延续当前的一些错误做法,保增长的政策甚至可能会和保就业的目标出现冲突。 如果只要增长的数字,那么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投资重工业、基础设施建设。但是,重工业吸纳的就业岗位远远少于轻工业。比如,在“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平均每9万元投资对应1个就业岗位;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比如钢铁行业)平均需要155万元投资方能对应1个就业岗位。但是,今年1至5月,前者的投资额仅为55亿元,而后者却近1000亿元。 今年前5个月第三产业投资共有2.9万亿元,主要流向了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业。其中,房地产投资1.2万亿元,铁路、公路、机场建设等相关投资合计4180亿元;相比之下,教育和卫生的投资分别仅为937亿元和416亿元。能够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服务业依然受到种种发展制约,并没有在缓解就业压力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重工业优先将加剧就业压力。过去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教训。建国初期,我们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重工业占国家投资的比重高达50%以上,而苏联的重工业投资所占的比例最高也不过40%。每1亿元投资,用在轻工业能创造1.6万个就业岗位,用在重工业只能创造5000个就业岗位。正是产业结构的高度失衡,导致城市就业机会越来越少,最终,到了要上学、要工作年龄的青年人只能被送到偏僻的农村,这就是“上山下乡”运动的由来。 过去,农民工大多在出口部门就业,那么,保就业是否就意味着要保出口呢?我注意到,2008年以来,政府加大了出口退税的力度,这一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为了通过保出口实现保就业。我的同事姚枝仲和田丰做了相关的测算,初步的结论是,通过出口退税政策提供就业岗位的效果并不令人乐观。 出口退税率提高,能够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出口商品的价格降低,能够促进出口的增长;出口增长能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能带动就业增长。这样的推理在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遗憾的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太小,价格每下降1%,出口收入只会上升0.46%。中国的就业弹性太小,2007年只有0.04,即GDP增长1个百分点,劳动力的增长率只有0.04个百分点。这样算下来,如果按照财政部预算,2009年出口退税总额为6708亿元,大约能增加38万人就业;如果2009年出口退税总额为8000亿元,大约能增加45万人就业。这意味着,为了保住一个出口部门的就业岗位,我们要花大约170万元~200万元,但实际上,农民工一年的工资不过只有2万左右! 保增长,促就业,调结构。本来是有九个字,到了一些地方官员那里,就爽快地缩写成保增长三个字了。被删减的不仅仅是潜在的就业机会,对民生的关心,也被轻易地忽视了。如果我们实现的增长是“没有就业的增长”,那么上报的政绩就是得不到民心的政绩。(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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