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公布的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显示，GDP增速出现了同比回落，但CPI增幅却远高于年初设定的目标值。正如官方表述所言，“今年以来的经济增速确实出现了回落”。从乐观的角度来看，这种回落正是朝着宏观调控预期的目标发展；但与此同时，一种隐忧也挥之不去：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否会就此却步？
　　按照今年两会温家宝总理的说法，2008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事实上，在遭遇了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在面临着居高难下的通胀压力、尤其在国际经济环境的阴影中，这样的担忧似乎正在转为现实。因此，正确认识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种种不确定性、客观看待其可能遭遇的内外部冲击因素，对于判断未来宏观经济走势和政策导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先谈就业。今年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后，声音很多。很多人担心，这样的劳工保护会不会大幅度提高用工成本，令企业难以为继？印度从20世纪50、60年代推行劳动法，但各邦推行力度不同，结果对经济增长、投资和就业的影响迥异——在劳动合同法实施比较严格的邦，对经济的增长、投资和就业的影响都是负的。很多人喜欢引用这个研究。但事实上，每一个国家的背景和劳动法的实施力度是不一样的。用印度的例子来简单推导中国的经济逻辑，并不完全成立。决定中国劳动就业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增长，增长高和就业高肯定是一致的。
　　中国正在致力于调整经济增长方式，无论是从出口推进型转变成为内需推动型的增长方式，还是从简单的低成本推动转化为由创新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有一个过程将不可避免，那就是劳动成本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就业还能否持续增长，关键要看两个参数：一个是我们目前旨在缩小收入差距的做法，包括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二者，收入差距缩小对整个经济增长会带来怎样的效果？我们研究过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平均来看，城乡收入差距比值每降低1，经济增长率可以上升3个百分点。当然，现在的政策究竟对收入差距起到多少作用，目前尚不清楚。比如说，从长期来讲，内需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正的，但是短期，是否会造成由于劳动成本上升带来劳动需求减少，失业率增加？如果是这样，短期的负效应和长期的正效应究竟哪个更大？这个还需要研究。
　　当然，短期负效应有可能积累为长期负效应，这一点需要警惕。但是今天的短期问题，比如生产成本上升，很多的中小企业生产陷入困难，已经体现了出来。但是我认为，泛泛地讲由于成本的上升导致企业的倒闭，并没有意义。到底企业倒闭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究竟是劳动成本、运输成本、原料成本，还是资金成本呢？不久前我在苏浙调研时就发现，不同类型的企业受冲击的主要因素还不一样。像出口导向型的企业，受汇率上升的影响最严重。一些劳动密集行业，像服装生产企业，受劳动力成本的影响更严重。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珠三角受到的冲击要比长三角大，因为珠三角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更多。再有一个是利率政策，尽管提高了资金使用成本，但是不同类型的企业所受的冲击却各不相同。信贷收缩，对中小企业的影响，要比国有企业、垄断部门大得多。如果不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妄下判断，就可能在政策上犯片面化的错误。
　　因此，对于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需要多角度思考，全方位观察，因为具体的经济情况可能千差万别、复杂多变。很多人认为，这轮经济周期主要是货币现象。任何通货膨胀一定是货币现象，但同样的货币发行，在多大程度转化为价格上涨呢？我们看到，第一，在中国国内CPI的上涨里面，主要是食品价格上涨，而这与货币的发行量的上涨关系不太大。因为中国货币发行量上涨主要导致资产价格上涨，而资产价格上涨并不计入CPI的统计。第二，今天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也与美元贬值有关。追根溯源，次贷危机的产生与国际经济的长期失衡是有关的。所以今天的美元调整，有全球经济均衡调整的意图。所以，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来看，当前的经济周期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货币总量问题，而是国际国内结构性调整，怎样重新走向均衡的问题。
　　毋庸置疑，长期的经济增长，归根结底要靠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当今天国内劳动力人口红利基本接近尾声，资本增长也面临国内储蓄率下降的情况。长久以来，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低劳动成本和高投资。可以说，在大量投资设备更新，产出快速增长的情况下，1994年到2004年农民工工资却基本未涨，单位劳动成本持续下降，名义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而且，最近这几年，产品出厂价格的上涨，又进一步造成了名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在似乎越来越靠名义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来消化成本的上升。从需求方面来讲，经济增长还是得靠收入差距的控制，低收入阶层的需求提高，才可以提高国内总需求。
　　在这里，我想日本的经验可以借鉴。虽然很多人习惯性地将中国今天出现的问题与1980年代的日本作比较，但是我们要看到两者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第一，1980年代的日本已经是内需主导型的经济。哪怕是日元升值压力最大时，日本的外贸依存度也只有25%左右，但是，中国在2006年的这一数据已经达到了65%。第二，日本的收入差距是不高的，基尼系数不过是0.3多一点。第三，日本还有一个经验是集聚，我曾经作过一个简单的数据分析，东京的人口占整个日本人口比重越高的时候，也就是经济增长越快的时候。1990年代中期前后有十年，学界称之为“失去的十年”，日本想搞首都功能分散计划，结果东京的人口绝对量和比重是都下来了，东京经济乃至全日本经济也受到了影响。所以，无论是内需经济的形成和收入差距的控制，还是经济的集聚，这几个方面都是我们接下来可以考虑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