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大热的京津冀一体化构想继续得到阐发和推进。据报道北京市与河北省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布局天然气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合作。备忘录还设想，在双方的产业调整合作中，北京市将优先鼓励企业向河北转移。

　　在突然喧嚣起来的京津冀一体化讨论中，三方地方政府俨然已成为推动一体化的主体，这个长期构想也仿佛触手可及。然而，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依然有待解决。首先如何避免北京利用其首都的天然优势，对该地区资源分配和产业布局做出不合理安排。“京津冀一体化”在名称上向着“首都经济圈”的变化，也暗示准备将北京置于“众星捧月”的地位，因而在具体做法上也可能将解决北京的问题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然而，这样的思维导向可能有让周边地区为北京“转型”与发展做出牺牲的倾向。雾霾、交通拥堵等北京的大城市病近年来频繁登上媒体头条，然而这并不代表类似问题在周边城市就不严重，周边就有很大空间来承载北京的压力。以“疏解首都功能”的话语来向周边“甩包袱”的做法，已引起了警惕，据报道廊坊有官员就表示：“北京不要的低端污染产业，廊坊也不能要。”

　　把舒缓北京压力置于优先考虑位置，但绝不可忽视，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在其他方面付出的成本是否值得，比如为此而加强人口流动管制，还有为了实现所谓的“产业升级”而把一些人为认定的“低端产业”外迁，如服装批发市场，这些都影响流动人口，这些调整措施对政治经济发言权弱的群体可能带来巨大冲击，并影响整体经济效率。

　　京津冀位于长期漠视市场和有浓重“官本位”文化的北方，培育统一市场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迫在眉睫。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曾指示，要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体系。地方保护主义无疑是实现此任务的大敌，而这不是落后地区的专利。近年来北京等大城市出台的以行政手段限制房、车交易的措施也带有强烈的地方保护色彩，与户籍挂钩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安排也阻碍了劳动力等要素的自由流动。这些保护使本地人成为既得利益者，导致限制措施的固化。

　　有人会认为“京津冀一体化”之所以长期停留在概念和构想层面，就是因为各地间协调不够，从而呼吁构建新的常态化协调机制。然而，正是因为存在着因各地政府为自利目的而形成的市场割裂，才有一体化的停滞不前，并出现各省市间厉声强调要“区域合作”的怪现状。所以推进一体化主要不是要做形成新机制的加法，而是要做减法，降低各地对市场设置的行政性限制，确保商品、资本、人口的自由流动。

　　在很多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有时也会为分散首都功能或优化产业布局等而介入地区规划，但中国的法治环境及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能力显著不同，难以确保各地政府的目标是优化资源配置，而非追逐私利，争利卸责，而后者正是当前困境所在。纵观历史，产业布局合理的城市群都是市场自然发育的结果，有时法治政府的导引之手会起锦上添花作用，但不可能以一己之力竟其全功。抑制住政府规划的冲动，放手让市场来发挥决定性作用，京津冀一体化才不至于沦为一场以噱头为基础的房地产市场虚幻，其当前“无解”困境才会逐渐向着有解的方向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