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表示，国务院正在制定以PM2.5治理为主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其首要内容就是控制产能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等“两高一资”企业的产能过剩，且预计将投入1.7万亿元。也有消息称，中国金融部门将限制对过剩行业贷款。
　　没有人怀疑决策层对控制产能过剩的决心。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避免产能过剩越控反而越多？毕竟，管控思路主导下的中国经济，产能过剩的医治多以行政手段为主，市场手段为辅，而行政式关停整治，遏制金融资源向产能过剩的行业配置等，如同对经济横截面的断点切割，不仅使经济面临净折损的切肤之痛，又无法在去产能中真正发挥市场的优胜劣汰功能，进而使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周而复始。
　　作为一个投资主导性经济体，产能过剩之于中国，实际就是一个经济周期的低水平轮回。产能过剩无疑既成为了考证中国经济周期的一个独特视角，又俨然是诠释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困局的绝佳视角。这种困局源自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清，及去产能而不去杠杆。
　　具体而言，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清，使决策层控产能过剩的决心，难以嫁接市场的优胜劣汰，反而衍生出大而不倒的规模魔咒，导致资源难以在去产能中实现优化配置。同时，产能过剩期间也容易触发地方保护主义，使全国市场被人为分割成条条块块，增加市场交易成本和壁垒。毕竟，对地方而言，产能过剩时期保护本地企业，既可降低本地储蓄资源的外流，又可稳定地方财政收入，尤其是在目前地方政府普遍高负债。
　　与此同时，缺乏去经济金融杠杆的果敢使去产能过剩犹如扬汤止沸。落后产能周而复始地死灰复燃，根源在于唯经济增长使中国难以在产能过剩下去杠杆，即一旦经济增速过低，政府和国企主导的投资就开始履行保增长任务，为诸多落后产能提供生存空间，使企业无需躬行于技术创新就可获得相应收益，进而不仅导致落后产能的过剩，而且加剧环境与资源负担，使唯增长主义派生出大量经济社会健康赤字，并反过来折损经济增长潜力，压低国内投资的边际收益率，使经济始终走不出规模魔咒，经济转型丧失要素禀赋，最终使去产能过剩变成了一种存量财富再分配。
　　鉴于此，要真正有效控制产能过剩，打造经济升级版，首先必须走出行政式去产能过剩老路，让市场机制真正成为优化资源配置的主导性力量，使产能集中于更能管控其风险、且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之手，让产能在削减中增效，以效率的提升覆盖过剩产能外溢的风险敞口。
　　其次，加快政府职能的公共服务化转型，把简政放权的改革真正落实到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同时在现有的政府治理框架下，实行事权上收，如中央政府成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导方和出资方，地方政府作为具体执行方，进而通过政府职能转型维系全国统一市场畅通，避免地方保护和山头主义，真正为市场力量优化整合资源配置创造可行自由。
　　最后，扬汤止沸莫如去薪。顺应市场去经济金融杠杆化诉求，隐忍经济减速，无疑将压缩产能过剩行业和企业的收益空间，避免过剩产能僵而不死，并侵蚀有限的真实储蓄资源，激发市场优胜劣汰的鲇鱼效应，让真正具备创新和市场生存能力的企业存活下来，使去产能过剩与去杠杆与经济转型升级耦合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