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江苏如皋,中国最大的民营船企熔盛重工门前聚集了上千名讨薪工人。有报道说,该公司春节后就没正常发过工资,讨薪团来自各地,有的甚至拖家带口。这一幕曾在一江之隔、被誉为“太阳神”的尚德门前上演。 从平均年亏损100亿的中国远洋到熔盛,从赛维到尚德,既是中国经济粗放式发展的缩影,也是一些行业落入“转型陷阱”的缩影。在全球经济由扩张周期进入紧缩周期的转折之后,如何走出盲目投资、粗放经营的老路,已成为事关企业生死存亡的历史抉择。 今年上半年,随着赛维、尚德的坏账被计提,多个省份银行业不良资产大幅攀升,个别省份新冒出的不良资产甚至占到全国银行业新增不良资产的三至四成。从钢铁、水泥、电解铝、玻璃等传统行业到新兴的太阳能光伏、风能等一度被视为“增长核心动力”的战略性新兴行业,出现全面的产能过剩,这已是中国经济最棘手的难题。一度靠巨额财政补贴和超级信贷堆积的产能过剩已深度威胁中国金融体系的安全。 据IMF报告,金融危机之前,中国产能利用率在80%左右。2011年,中国产能利用率进一步下降至60%,现在能有50%就很好了。近来,工业生产领域大面积开工不足,PPI、PMI指数连续下跌,产能过剩的“黄灯”、“红灯”警报频现。企业库存量激增、应收款激增,企业债务链拉长,说明产能过剩问题正在加速显性化。实际上,从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管理层在对经济增速放缓容忍度提高的同时,对产能过剩行业如何建立出清机制也已提上议事日程。今年以来,曾经盛极一时的尚德破产、熔盛加速重组都是积极的信号。 一段时间以来,“把信贷资金引向实体经济”的提法十分流行,实体经济是相对于虚拟经济而言的,在大面积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实体经济累积的信贷泡沫已非常严重,产能过剩累积的金融风险正日益凸显。以尚德、赛维为代表的光伏产业,以中国远洋、熔盛为代表的造船和航运业,卷入的银行信贷资金过1000亿。在钢铁行业全面过剩的背景下,银行业一窝蜂做钢贸融资,风险贷款同样超过了1000亿,曾经的“蓝海”拼杀成“红海”甚至是尸山血海。而饱受“暴利”质疑的中国银行业,年利润才万亿左右,能经得起几个千亿级不良资产的侵蚀呢? 长期以来,在“投资推动型”和“外向驱动性”的发展模式下,“消费不足”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短板,投资规模过大和片面追求出口,导致一系列能源、资源、要素和生态问题。每一轮投资扩张带来的重复建设和资源能源浪费现象十分突出,不断累积“产能过剩”型危机。据估算,仅在钢铁行业,由于产能过剩带来的损失就高达1万亿元。在太阳能行业最疯狂的时候,国内有400多个城市规划光伏产业园,有的地方为扶持光伏产业,政府提供标准化厂房,贷款政府提供贴息,不带一分钱,就能办个光伏企业。有的甚至到了“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地步,“百亿产业园、千亿产业链”的巨幅标语充斥着光伏园区,过去与光伏八竿子打不着边的做服装鞋子的都挤进来想做“太阳神”。
国家税务总局总会计师范坚在江苏工作期间,笔者曾与其探讨中国式产能过剩背后的转轨经济背景和体制特征。他2011年到江苏工作,正是光伏业最红火的时候,苏北一个地方的国税局长向他汇报,说他们一个产业园半年的税收就有10个亿。范坚说,你别高兴得太早。他从苏南跑到苏北,所见到处是光伏产业园,连扬州这样风景秀丽的宜居城市也大上光伏。2011年,全球光伏装机量的2/3产能在中国。恶性竞争的结果是外部“遭双反”,内部价格“拼刺刀”。夸父逐日的疯狂过后,被欧美贸易保护主义力量关门打狗,聚而歼之。回头看去,欧美对中国光伏的欲擒故纵到最后聚而歼之,与当年日本人围剿中国LED产业同出一辙,这似乎已成为中国制造业难以摆脱的历史宿命。 中国式产能过剩是地方政府“竞争性赶超”的必然结果,在一场完全出于为GDP而展开的竞争中,他们常常以“弯道赶超”的思维,往往会就某一特定阶段的热点产业集中进行所谓的“加速推进策略”,产业进入壁垒再高,强大的行政力量也能实现有效突破。其结果是规划什么,什么就过剩。在这种政府主导性的投资模式下,不仅一些所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容易获得贷款,政府的各类平台、固定资产投资也是信贷资金扎堆的好去处。巨额投资损耗、资金运用效率低下、新城市摊大饼、老城市翻来覆去大拆大建,都成为折腾出GDP的不二法宝。于是,高速公路通向荒芜,高铁出现一人车厢,沿海经济不发达的两个邻县,也“你追我赶”地抢着把钱往水里扔——建深水大港,他们都豪迈地发出“穷县也要建大港”的豪情壮志。有些地方沿江两岸则到处建造船厂,战旗猎猎,千军万马好不壮观,现在全趴下了…… 高负债率、高杠杆不仅让产能过剩行业自咽“苦果”,也深度挟裹金融体系,严重威胁金融安全。以钢铁行业为例,2012年末钢铁行业44家上市公司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0%,今年一季度末,钢铁行业的资产负债率呈现出继续上扬态势,整体资产负债率高达80%,现在陷入全行业亏损的泥潭。玻璃从2亿重量箱增长到8亿重量箱,全行业持续亏损。新能源板块中的金风科技和华锐风电,股价分别从最高位的160元、88元跌到当下5元左右,铁道部资产负债表更是以超2万亿的信贷让各方跌破眼镜。而这才是不良贷款的冰山一角。20多万亿元的地方平台贷款、10多万亿的房地产贷款、10多万亿元低效的“铁公基”固定资产贷款,不少都成为中国经济的心腹之患。大规模投资不仅给经济金融安全“埋地雷”,其引发的环境破坏、能源浪费、资源过度开发等社会问题,也加剧社会风险。有报告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损失占中国GDP的比重大约为3%至4%,目前要超过6%。2012年中国GDP超过50万亿,据此推算,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将达到3万亿元。 在全球经济向好时,依靠外部市场来消化过剩产能。而现在出口大幅收窄,国内需求萎缩,欧美国家“再工业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部吸纳消化力日益式微。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和全行业超高投资率形成的产能过剩相互强化,整个经济体加速去杠杆化和合并产能时,经历的阵痛难免,这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魄力和担当。长期累积的过剩产能的集中释放,注定了调整是痛苦而漫长的,危机的最终解决,需要政府完善产业的出清和重组机制。 中国经济新一轮起飞因产能过剩而打了一个趔趄,这是中国经济进入“转型陷阱”的一面镜子,要跳出这一怪圈和陷阱,避免摔大跟头,还必须靠深化改革,通过释放新的制度红利来消解。因此,如何从根本上优化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改变发展方式上唯GDP挂帅的官员选拔体系,以及政府对资源和要素的强大掌控力,放开市场准入,发挥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的作用。在经济困难时期,对低效的固定资产投资果断责令其下马,对楼堂馆所项目进行认真清理,严肃财经纪律,建立公平市场规则,反对那种盲目投资伴随的对企业盲目补贴——这只会造成新的不公平,加剧恶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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