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在谈到相关的制度设计问题时说，在一些转轨或发展中国家，以往人们思考与确定一国金融战略规划时，往往容易陷入这样一种情景：按照现成的经济、金融理论，通过简单对照成熟市场经济的国家，又主要是英美两个“市场导向型”国家，而不是德日两个“银行导向型”国家的所谓最前沿、最先进的金融制度或金融技术，找出自身发展的不足之处，提出改善本国金融体系的一系列具体指标。中国在某些时期、某些方面也不例外。这固然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也有其明显的不合情理之处。所以中国金融发展总体战略的制定必须要有新的理论指导。
夏斌认为，在中国由“金融弱国”走向“金融强国”的过程中，需要的理论应该能解释与指导与一般国家不同的中国金融发展。过去30年的中国金融实践同时证明，此理论必须能充分体现金融的“四维系统”含义，即金融系统是一个由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微观金融、涉外金融所构成的一个完整系统。只有基于“四维”系统性的思考，才有可能再结合上述中国特征，予以理论的创新。
中国当前需要的是对“如何尽快形成”成熟金融体系有指导性的理论。因此，这一理论必然是结合中国“转轨、发展中、非中心货币且大国经济体”特征的理论。研究中国金融战略，在制度设计层面研究上不能简单迷信“华盛顿共识”。就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体而言，金融发展与开放的更大意义，是促进实体经济持续稳定与健康的发展，是服务于民富国强的最高目标。因此，金融战略的目标内容可以着眼于金融自身，但是必须落脚于经济发展。发达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对一国而言，可能意味着经济的发展，但一味单纯追求扩大金融资产数量、金融机构数量、金融工具的复杂性和金融的开放度，并不意味着经济必然能保持稳定的增长。因此，长期看，一切不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金融发展战略，都不是一个好的战略。
其次，战略既然是基于对未来的一种选择，在进一步全球化中的未来的不确定环境中，客观上既存在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正环境”因素，同样也存在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负环境”因素，譬如有缺陷的国际货币体系等。各种正、负环境因素的汇聚，体现为世界经济、金融运行的现行制度体系，核心又体现为由“中心货币”国家主导的、长时间历史沉淀的所谓“成熟的、国际通行的”金融制度体系。因此，发展中国家要研究金融战略，如果是简单模仿、抄袭和沿袭体现“中心货币”国家经济发展“结果”的、“成熟的、国际通行”的金融制度，在某些方面，往往会引发更多的不利于自身经济发展的“负环境”因素。
特别是对于一个大国经济体来说，要实现由“金融弱国”转化为“金融强国”的“赶超”型战略，更不应简单奉行“拿来主义”。不能以人家的“结果”，作为达到自己战略意图的“策略与手段”，简单一味地维护现行有缺陷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不能不问时间与条件，拿人家“成熟机器”中的零部件“硬性”塞入自己“不成熟机器”中；不能从已被近40年历史所证明的、现行以美元为主导的有欠缺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寻找简单模仿全球金融世界里最新出现的“时髦”制度与技术。简言之，不能陷入“华盛顿共识”的陷阱。
因此，夏斌认为，研究服务于中国经济崛起需要的中国金融战略，既要在顺应与支持世界力量与格局重新组合大势中抓住中国金融发展机遇，又要尽可能避免未来“全球化趋势”的突然中断，在尽快发展中国金融实力的过程中，与相关各国齐心协力，在世界力量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努力促成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有序重建，这是研究中国金融战略的世界意义。
最后，夏斌说，国人有幸的是，在中国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已经完全不同于1840年的时代，也不同于上个世纪的任何一个年代。当今中国经济实力明显壮大，既有国际需要、也已具备一些初步条件，能与亚洲、新兴国家以及世界上一切愿意维护和平、民主的国家和力量一起，共同寻求修补现有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理论与方案，确保人类经济活动的稳定发展。
战略是制定方为谋取某种利益的计划，它同样可以在基本不伤害他者、寻求和谐的情况下实现，如历史上的英国、上世纪70年代前的美国，其经济发展同样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今天，在世界对中国可能于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未知”、“不安全”猜疑太多的状况下，中国更需要以清晰的和谐的金融战略昭示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