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过中国需要金融发展总体战略的必要性后，夏斌开始讲金融发展总体战略的研究目标。他说，当人们一讨论起现实金融问题时，面对的是大量具体的国内、国际问题、各国不同的金融模式以及争论不休的各派金融理论，往往会使决策者举棋难定，影响其判断与定夺。因此，战略制定中的理论澄清、理论导向，尤为重要。而在以“华盛顿共识”为典型特征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笼罩下，转轨、发展中国家崛起的金融战略理论是什么，可以说仍是一片空白。好在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美国学术界也在呼吁：要反思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要重新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夏斌说，中国是一个具有“发展中、转轨、非中心货币、大国经济体”诸特征的国家，是一个既是过渡、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同时又是一个对世界经济稳定产生重大影响的非一般经济体。因此能否用指导成熟经济体发展的金融理论，简单指导“过渡”经济体，帮助其完成由“不成熟”向“成熟”的飞跃？特别是在一个国家间利益博弈的世界里，对一个正在影响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国家而言，答案也许是否定的。这决定了，必须对金融发展战略理论有新的视角。
夏斌认为，从形式看，研究一国金融战略，必然涵盖战略方向、目标、任务、行动纲领，包括一系列政策制度的调整与改革。
从内容看，作为战略内容的选择，首先应该体现具有时间上的前瞻性，着眼于世界经济力量变化的未来格局中，与中国金融发展相关的重大内容。其次，这些内容必然涉及金融相关决策中的重要问题，即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针对性。再其次，这些内容必然涉及战略性意图，是体现一个统一战略意图下不可或缺的方面。最后，必须具有战略实施中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夏斌说，战略是对未来行动的一种选择，那么在“选择”之前，还必须先搞清楚“未来”是什么。金融是依附于、服务于经济。所以要回答“未来”是什么，首先就要回答未来经济的明显特征是什么。作为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全球化中，一切经济活动已离不开全球经济。因此，思考未来中国经济，又必须从相关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抽象全球经济的特征，这是金融战略研究的起点。
相对于一定的未来环境，出于一国经济民富国强的最高目的，制定金融战略，必将涉及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施。因此，明确“金融要干什么，金融能干什么？”或者说明确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主要目的和核心逻辑是确立全部战略内容所必须的。
战略理论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夏斌认为，对一个较为封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要发展，首先面临的是金融要开放。开放意味着一国金融与世界金融的融合。由一国货币衍生的各类金融活动，要与世界金融的融合，本质是一国货币与他国多种货币的融合，是一国经济、金融体系与他国经济、金融体系的融合。在非金本位时代，各国货币、金融间的融合，主要表现为各主权信用货币的比价或汇率。当今世界的金融秩序又是基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国际浮动汇率时代。
因此，转轨中的中国要开放，直接面临的是，走“两极论”之一的固定汇率或者浮动汇率还是另选“中间道路”。尤其是关于汇率的“中间道路”是否就是死路一条，若非“死路一条”，其根据、其利弊、其需要、其政策配套又是什么。这是研究中国金融战略许多具体内容所绕不过去的问题。
另外，一定的资本管理政策其实是汇率政策的一种补充。因此在中国目前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局面下，理所当然，仍应继续维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而放松资本管制又事关中国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参与金融全球化的大局。放松管制是大势所趋。问题是，这一管制如何逐渐放开？管制的放开，与中国具体案例中的人民币国际化、汇率制度的动态变化又如何衔接？这是在讨论汇率这一战略内容时必然的逻辑衍生。
夏斌说，当今的中国，已不同于一般的转轨国家，也不同于一般的小国经济体。从人类近几百年货币史看，伴随一个大国经济体地位的确立，出于本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利益和稳定全球经济的双重需要，大国经济体的货币国际化问题，既是世界经济发展和大国兴衰周期过程中内生的重大课题，也是一个新生大国经济体必须正视的问题。因此在确立金融战略或确定人民币区域化中具体的政策之前，还必须回答中国货币国际化方面的问题。
现在中国已经拥有惊人的外汇储备，但是这种储备主要为主权信用货币(美元纸币)。这种状况决定了，除了通过政策调整纠正国际收支失衡外，巨额储备如何正确使用也需要重点研究。
以上还只是从中国金融与外部金融的联系层面进行的战略性思考。未来的十年，中国的金融体系能否适应以上各项战略性抉择，能否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基础仍在国内金融。目前中国金融最突出的问题可概括为“金融弱国”与“金融滞后”两大问题。然而，要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金融弱国”，在中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国内严重的“金融滞后”。目前重要的，不是去反复阐明经过改革后应形成什么样的状态，不是向人们进行口号式、空洞式的改革理想描述和“彼岸”是什么的情景告示，而是应该解决“桥和路”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