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说，过去的1978-2008年，中国13亿人口的大国，以GDP年均9.8%的速度，保持了连续30年的高增长，创造了被世人公认的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然而，已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尽管30年改革开放成绩骄人，但是在进一步迈向全球化的经济征途中，迄今的“内修”功夫仍差强人意，经济、金融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矛盾与问题，其多样性和复杂性是30年来从未见过的。
回顾过去，中国金融从30年前的一家中国人民银行，经营简单的存、放、汇业务发展到今天，金融体系已是相当的丰富。但是，伴随市场的发展，同样带来一系列问题与矛盾并且空前多样化和复杂化。举不胜举的各种金融问题与矛盾，无不表明，在中国现实金融生活的背后，市场与政府干预的矛盾、创新与监管的矛盾、融资结构的矛盾、计划与市场的转轨矛盾、经济与政治的矛盾、短期与长期的矛盾、内外经济的矛盾，同时存在，混杂交织，困扰着政府的决策。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一切，迫切要求决策部门，尽快统筹大局，就中国金融发展的方向、原则，不同时期的发展内容，不同政策措施的先后衔接配套，有个明确的答案，有个清醒的判断与安排，即必须要有一个金融发展的总体战略。
如果把分析的视野进一步扩展到外部经济，当今世界经济、金融发生的重大变化，同样要求中国金融必须要有系统的战略思考。夏斌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元霸权地位相对被削弱。同时中国经济已挤入世界大经济体行列，尽管国人仍然可保持东方特有的清醒和谦和，可以强调若干宏观指标被13亿人相除后的“人均”意义，但是客观上巨大的经济体量，其一举一动，已不能不影响世界经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到“中国责任论”等等各种舆论，无非反映了世人从不同角度表示的不理解、关注、责备、害怕。可以说，当今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已不是过去30年那样，几乎可在旁人不关注的情况下独自发展。
夏斌说，今天的中国，就如挤上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自己再加小心，仍会不由自主地踩上或者碰着旁人的脚。随着经济总量扩大而不断增大的资源、能源进口需求量，自然会引起旁人的议论。数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稍有举动，就会为国际市场所关注、担心。同样，鉴于转轨、新兴国家的开放教训，中国实行正常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也会带来他国的舆论压力甚至是保护主义的制裁。
中国本可以鉴于自身状况采取金融渐进开放的态度，但是过去未曾有的、现在对世界又有如此影响力的中国实力，还在持续壮大，必然会引起国际上一些势力对中国金融要求加快开放的压力。而且在经济全球化中，由于中国金融政策的变化，通过国内实体经济传递到全球实体经济、进而传递到有关国家，反馈到其新的政策上，又会影响、制约我国的金融政策。这些政策自然包括汇率、利率、外汇储备多元化、主权财富基金、人民币离岸业务、资本账户管理等。在金融全球化下，中国政府必然会面临从来没有料到、也是不愿意看到的一系列动态反馈。这迫使中国政府需要系统思考，其未来各项金融政策的孰前孰后、搭配衔接的问题。
夏斌认为，总体上说，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在日趋激烈。特别是这轮美国危机的爆发，使得世界力量组合变化的形势更趋复杂化。世界经济正处于又一个“二百年大变局”的转折时代。其中，人类经济史上中国的又一次伟大复兴，正成为世界关注和研究的全球性重要议题之一。特别在美国当今，有关涉及中国崛起的研究文献几乎每天翻新，出现各种遏制言论不可避免。因此，作为一个长过程而言，中国如何与世界的转型和睦相伴而崛起，迫切需要有金融战略的谋划。这已是关乎一国贫富、兴衰、存亡之大事。
夏斌说，厘清中国金融长远发展的应有逻辑、谋划好今后的具体部署，这既是中国经济伟大复兴中极为重要的关键点和精妙之处，也是让当今世界“中心货币”国家及其它国家能够接受中国历史性复兴所必须要做的“中国宣示”。
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30年，中国的金融，是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孤儿”。“大一统”的中国人民银行，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职能为一体，是财政的“出纳”。中国当时几乎无市场意义上真正的“金融”，自然也无从谈起金融战略。1978年至2008年的第二个30年，历经伟大的改革开放，中国的金融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在世界金融的棋盘中，中国仍只是一只棋子。30年前，我们并没有明确的、并被以后历史不断验证的战略规划。下一个30年，由中国不断壮大的经济地位所决定，以及危机后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将显著不同于过去的30年，中国要谋求经济的持续发展，已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可以“闭门”发展自己，而是必须事先要有系统思考与战略谋略。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事务协调由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转变为20国集团机制的时代，意味着正是中国必须确立战略利益的重要时期。中国更需要未雨绸缪，有备无患，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共赢的、务实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