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说，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了WTO。十年来，很多的企业最多的感受就是全球化、国际化融入了中国，让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举一组数据来说明，2002年到201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10.7%，出口的年均增长是22.9%，实际利用外资年均的增长是9.8%。也就是说过去的十年，中国成功跨越了低收入陷阱，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下一步，中国要想成为经济强国，需要解决几个问题。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定价权。一个大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就体现在它的话语权和定价权上。
要想取得定价权，有四个方面的战略需要完善。第一个战略，要有统一对外的协调能力，能够团结一致。中国加入WTO的时候，接受的一个不平等条件是WTO任何成员都可以以中国纺织服装对贸易伙伴产生了竞争威胁为理由，单方面提出特殊保障制裁，这个条款一直持续到2018年。中国纺织服装的国际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如果能够建立起一个出口的协调机制，那么纺织服装出口的增长率就可以保持在35-50%左右的水平，而且贸易伙伴不能够对中国实施特殊保障制裁。但是如果不能建立起出口协调机制，企业一盘散沙，各自为政，那么在短时间内中国纺织服装的出口增长率可能会很高，超过100%，甚至可以达到百分之几百，但是一旦贸易伙伴单方面实施特保，按照规定，增长率就只能够保持在7.5%。
2005年5月，中美之间关于纺织品贸易发生特保，6月中欧发生特保，经过中国有关部门艰苦的谈判，最后也只能维持在8%-12%的增长率。通过这个案例能够看到，如果中国能够建立起一个出口的协调机制，那么我国纺织服装出口的增长率就可以保持在35-50%，如果做不到，那么就会降到10%左右。
第二个战略，要有两面下注的能力。拿铁矿石为例，中国是最大的买主，所以要考虑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重要的一点是要能够在铁矿石的卖方权益方面有利益。如果是这样，无论铁矿石涨价还是落价，我们中国都能够对冲风险。
现在中国进入铁矿石卖方市场是非常困难非常被动的。但是如果看一看1990年到2003年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全球铁矿石的价格长期低迷。如果在2003年以前中国想进入到铁矿石的卖方市场，实际上是能够做到的。2003年以前中国没有这么做，因为中国钢铁企业真正进入国际社会是2004年。在2003年以后，一直到2009年，虽然铁矿石的价格平均每年上升幅度在40%以上，但是如果中国想进入铁矿石的卖方市场，也能够做到，因为钢铁价格上升的幅度更大，中国的钢铁巨头完全有财力和能力。但是中国的钢铁企业没有这么做。结果到了2009年以后，铁矿石价格已经大幅度上升而钢材的价格由于金融危机大幅度下降，这时就出现了钢铁行业全行业的困境。
第三个战略，必须要有战略性资源的储备和控制权。
第四个战略，要建立起广泛的统一阵线。
走向大国经济，第二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金融。目前，全球只有一个华尔街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很容易受到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冲击。下一步，中国的香港和上海是不是该扮演一个角色。国际货币体系在向多极化方向推进。下一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要做出努力。还有，下一步中国对外金融资产要重新配置。2010年中国对外金融资产的规模是4.13万亿美金，但是直接投资部分只占7.5%。美国持有东亚的资产，股权投资部分高达71%。要考虑怎么能够运用储备性的资产让中国的产能走出去打造中国自己的全球市场体系，真正把中国企业的产品价值延伸扩展到全球。
第三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下一步怎么能够成为创新策源地。在这个方面，现在面临着三个瓶颈。第一个，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还比较薄弱。我们做了一下统计分析，发现中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只有7%左右有研发创新的支出。从研发创新产出的情况来看，也高度分布在少数技术型企业和央企中间。这联系到“十一五”，也就是过去的五年，中国有五个指标没有完成，其中一个就是宏观的研发强度，计划要达到2%，也就是研发支出占GDP比例2%，而实际只达到1.7%。第二个，从目前的情况看，创新环境对企业的支撑还比较薄弱。第三个，招商引资所换得的技术的直接外溢效果目前看还比较薄弱。从全球研发创新活动的分布情况看，高度的集中在美、日、欧大三角地区，而且全球的研发创新活动，它的国际化程度越高，往往技术含量越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怎么能够增强研发创新的能力，对下一步的发展来讲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第四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能够在下一步显著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也就是如何实现人才的国际化、产业的国际化、资本的国际化和市场的国际化。中国下一步要从前30年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需拉动经济，双轮驱动，经济结构的调整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