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说，现在有很多争议，关于下一步改革的方向，比如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
樊纲认为，即使就经济体制而言，中国的改革也远远没有结束。而且也不能说改革完全没有走弯路，中国过去也走了一些弯路，幸运之处在于当前世界上出了很多问题，让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很多的经验教训，使今后改革的路可以走得更好。
就经济改革而言，中国现在至少可以说走过了一个阶段，也许走了一半，但是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改。特别是旧的体制就是改了，新体制的建立也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比如关于法制的问题，建立一套完整的现代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完整的法制体系，法制体系的建立不能是纸上谈兵，还要有执法、判例，要在现实中切实起作用。只有这样，法律的权威才能建立，人们的行为才能规范。
经济体制改革要改的东西还有太多，比如中国的产权关系问题，包括国有和民营的关系，国有垄断怎么打破，民营经济怎么发展，产权如何保护等等。再比如金融体制，特别是对外开放的金融体制。中国的资本账户还是封闭的，人民币还是不可兑换的，资本的流动也还有很多的限制。还有社会保障体制问题，城市化中的制度问题，等等。要改的东西太多了。
需要认识到，中国现在很多大的经济失衡，在深层次上都是因为这些制度要调整。比如中国的消费储蓄失衡，收入分配失衡等等，这些失衡的背后除了有发展的原因之外，很多程度上是因为制度问题。比如中国的高储蓄率低消费率和现在的税收制度相关，和社保体制相关，也和整个金融体系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相关。
即使在经济体制方面，今后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才能让中国的经济比较平衡，有更好的发展。解决中国一系列的发展问题，使剩下的将近40%的农民继续转移出来，完成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需要30年的高增长才能实现，各种体制改革就是保证中国的发展能够继续下去。
樊纲说，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是现代市场经济。它和原始状态的市场经济差别在什么地方呢？现代市场经济至少在原来的市场基础上加进了四个条件。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什么？按照凯恩斯的说法，第一是私有产权，第二是自由定价。在这个基础上，现代市场经济又加进了四个东西。第一，法制。市场经济需要一定的法制规则，现代市场经济需要法制越来越健全，也越来越细致。第二，社保。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交替的时候，西方逐步形成的一个东西，各种社会保障，包括养老，包括医疗，包括教育等等，以避免极端的两极分化。第三，监管。第四，宏观调控。监管和宏观调控都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后加入的。
樊纲认为，凯恩斯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坚持了最基本的市场经济原则。有人认为凯恩斯主义就是搞赤字，不管平衡。而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投入和产出的平衡，收益和成本的均衡，凯恩斯主义的基本道理是在经济热的时候搞盈余抑制经济过热。经济萧条的时候搞赤字来刺激经济。现在西方各国长期的高额赤字不是短期的宏观调控问题，而是长期的民粹主义问题。所以，中国搞现代市场经济不否定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但是必须是有法制、有社保、有监管、有调控的市场经济。
中国市场化的趋向不可逆转，中国要搞的是现代市场经济。只有搞了现代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才能更加平衡，更加均衡，少走极端，少走弯路。如果今后的20年-30年，中国的市场经济变成原始市场经济，没有监管，出现泡沫而导致崩溃的话，那么中国就不是失去10年、20年的问题，而是可能永远翻不过身来，永远被边缘化。所以越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越是要对历史上各国的经验教训好好总结、思考，用一个更宽的视野看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