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十年一直说金融是核心，但是这次世界的经济危机是由金融危机所引起的。思考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和后果，我们应该认识到金融只是一个服务业，它应该始终秉承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吴晓灵在论坛中表示，当前金融改革的核心是让金融回归服务业的本质。
她介绍说，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是自1971年全球进入信用货币时代后，矛盾积累的总爆发。首先是信用货币使得国际贸易平衡失去制约。从国际贸易格局来看，1949年、1959年和1969年国际贸易的顺差和逆差差别并不是太大的，但是从1969年之后，国际贸易的不平衡就越来越加剧，而引起这一质变的则是1971年美元和黄金的脱钩。在此之前，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就会用美元去兑换黄金，后来由于美国赤字过大，到1971年美国已经无力承担巨额的美元兑换黄金的要求，于是产生了牙买加体系，美元和黄金脱钩，这样就使得国际贸易失去了实物的制约，全球进入了信用货币时代，出现再大的逆差都可以通过印制货币来解决。
国际贸易的结构失衡进一步引发了各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和世界经济结构的失衡。吴晓灵指出，因为贸易的失衡不受制约，西方国家在全球布局制造业，将它的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低廉的新兴市场国家，于是就形成了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产品、西方主要国家消费产品这样一个经济格局，从而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增加了国民收入对金融业的依赖，高新技术和金融成为越来越多的国民收入来源，但是金融偏离实体经济的过度创新和自我循环制造了金融泡沫，泡沫的破裂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
“当今世界的经济形势和中国的形势都表明，靠财政扩张和信贷扩张解决不了我们面临的问题。因此，加强对信用货币的制约，让金融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才是解决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重要任务。”吴晓灵称。
她认为，金融回归服务业的本质要以需求为导向，创造简约透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手段。中国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结构性减税为企业创造良好环境，而不是举债搞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在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方面，必须走上控制货币、放活金融之路。
吴晓灵同时强调，加大金融改革力度是应对当前局面的治本之道。
第一，要加快柜台市场建设，给中小企业合法的股本融资渠道，限制股市的过度炒作，让股市回归价值投资理念。很多企业现在面临资金的困境，但事实是中国有80万亿的存款，而且还有众多资金在社会上游荡，可见中国并不缺钱，缺的是将想投资人的钱顺利输送到需要筹资的人那里去的渠道。因此，应该有广泛的柜台市场，为中小企业提供股本融资的渠道。
此外，大多数介入资本市场的人并不指望通过企业盈利来获得分红回报，而是更多的关注是否有人以更高的价格从自己手中接过股票，这种过度的炒作、过于频繁的换手率，根本不可能落实价值投资的理念，而且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有可能对实体经济带来伤害。所以，股票市场还是应该回归价值投资的理念，提升企业的价值，更好地回馈社会。
第二，要正确看待“影子银行”的作用，为实体经济提供多种金融服务。西方过多的“影子银行”金融产品泡沫给实体经济带来了伤害，美国惹祸的“影子银行”是住房按揭公司和投行设计的CDO和复杂的结构性产品，复杂的产品使很多人无法看到风险所在，也就无法控制它的风险。住房按揭公司一头是融入资金，然后发放住房按揭贷款，另一头就是把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卖出去，它只不过是一个手托两家的中介商，不可能对按揭贷款的质量负责，于是产生了质量不高的次级按揭贷款和次级按揭贷款基础上过多的证券化产品和CDO的产品。
那么，中国该如何控制影子银行的负面作用？在吴晓灵看来“影子银行”在中国的发展还是不够的。所以，控制“影子银行”的负面作用不是将其取缔，而是应限定其各种工具的杠杆率和衍生产品创造的次数。基于普通基础产品上的衍生产品是必要的，特别是在利率和汇率波动的情况下，利率衍生产品和汇率衍生产品是必要的。另外，为了解决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证券化的衍生也是必要的。但是，CDO等二次三次的衍生产品以及各种复杂结构性工具的创造实际上只能带来金融的泡沫。
第三，应该理清监管理念，建立双重监管体制，发展非公众金融机构。目前连接投资者和筹资者的形式，除了银行以及股票、债券的直接融资，还有专业机构的代客资产管理，也就是资金信托，而其最主要的工具就是证券投资基金。所以说，在明确法律责任、明确风险承担的基础上，发展公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是疏通社会投资渠道的重要举措。
为此，吴晓灵建议，要让吸收大额存款的金融公司从事各种信贷业务、融资租赁业务，这样有利于缓解信贷市场的压力，而改造现有的财务公司正是发展金融公司的捷径。同时，要加强地方金融监管力量，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等不吸收公众资金的非公众金融机构，这样更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
“如果整个金融能够围绕着股本融资、信贷融资、公开融资和非公开融资这样一个层次来加大改革力度，就能够遏制我们现在的民间融资当中的乱象，才能够让我们的企业在控制货币总量的同时，获得应该得到的融资量。”她总结说。
在论坛中，吴晓灵还谈到了中国未来三十年改革的方向和路径问题。她指出，最关键的问题是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趋向问题，即是否还要坚持政府调控、市场引导的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虽然金融危机暴露出了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一些缺憾，但中国六十年的曲折发展历程表明，市场经济的趋向是不可逆转的，也是不可动摇的。
对于下一步经济改革，吴晓灵提出了三方面的要点。
第一，应该产权明晰，平等保护各类合法财产。其中有两个突出问题要解决，一是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保护和土地使用权资本化收益的分配。二是国有产权，包括各级政府拥有的经营性、非经营性产权的明确，产权运用及其收益分配的公开、透明、规范。
第二，要建立自由平等的交易秩序和尊重维护契约精神，要在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建立法制社会。
第三，政府与市场边界的界定。目前，西方的问题是过于放任自流，需要增强政府调控的执行力。而中国的问题是政府包揽过多，市场和社会缺乏活力与自治。所以，中国政府应更多地启发市场的活力和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