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谈了四方面的应对措施，但这都是短期应对手段，刘伟认为，长期来看还是要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在他看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存在四个方面的结构性矛盾。
第一方面是内需不足。在2003年到2007年间我国平均经济增长率是10.6%，这里面有2.6%是出口贡献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原因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国际市场波动对本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的影响太大。要摆脱对外需的过度依赖就需要发展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制度和技术创新的能力。这不是短期的政策能解决的，需要长期通过制度的变化来解决。
第二个方面是投资和消费结构失衡，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需求。刘伟说，改革开放以来，剔除价格因素后我国投资需求每一年的增长率在13.5%左右，这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差不多一倍。在国际社会，经济增长十个点中消费需求会占六到七个点，而我国与此相反。要解决投资和消费失衡不是简单是政策问题，需要在制度上进行一系列的调整。
第三个方面是收入分配中出现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我国居民收入增长是比较迟缓的，这就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真正的消费主体应该是居民，而居民的收入增长缓慢严重影响内需的扩大。除了大格局结构失衡之外，在居民收入内部，居民收入的差别在扩大，而且扩大的速度比较快。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好处，更多更快地给了收入比较高的阶层，而大多数的低收入或者中低收入阶级的收入增长更慢。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他们倾向于去买保值品、去投资、去储蓄，而不是消费。这样一来，大量的国民收入从消费当中沉淀出来了，这就导致消费需求不足。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问题，不仅影响社会公平目标，同时影响效益目标、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第四个方面是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矛盾。这本质上就是城市化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和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起来，城市化水平相对还是落后的。城市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城市化水平低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城市化水平低造成的城乡差距大。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农民的收入，这是最根本的一点。另外，通过城市化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就业机会，然后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价值，这样实现农民收入的增加。但这个也不是短期能实现的。
刘伟认为，我国“十二五”规划是经济同比增长7%，这个增长速度是积极的，而且实现起来没什么问题，难点是如何解决深层次的结构问题。这些结构问题不是短期的宏观财政和货币政策能解决的，它要靠制度创新，转变发展方式。而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让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一般的要素投入量扩张转变到要素效率的提高，依靠技术的进步拉动经济增长。另外在提高效率的同时，还要使社会公众公平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