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首先从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认定入手，谈到对中国经济的总体判断。他着重谈了如何应对很可能即将到来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他说，中国2010年经济总量是39.8万亿元，排在世界第二。但是按照人均GDP水平，我国排在世界第124位，相当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在这方面，国际社会和国内的判断是有争议的。国际社会认为低估了中国的发展水平，理由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统计上的问题，因为我国有很多行业没有统计到GDP当中来，比如说一些服务业；第二个方面就是汇率，认为人民币是被低估了。而国内却质疑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被高估了，因为我国最突出的现实就是收入差别大。
刘伟表示，虽然国内和国际对“中国是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有质疑，但是从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演变趋势和恩格尔系数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无疑中国就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世界银行的统计表明，没有解决温饱的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会达到72%；农业劳动力就业比例达到54%的国家，属于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达到40%的国家，属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而我国现在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在40%左右。
从联合国公布的恩格尔系数标准划分来看，最穷国家的恩格尔系数是在60%以上；解决了温饱的国家恩格尔系数是在50%到60%之间；初步小康国家的恩格尔系数是在40%到50%之间；全面小康国家的恩格尔系数是在30%到40%之间。我国现在的恩格尔系数仍然接近40%，这也是处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水平。
刘伟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这个阶段，会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而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发展中国家经过一段比较高的增长达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发展出现一种停顿、停滞。
从现有的理论文献和政策层面分析来看，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构成中等收入陷阱发生：
第一个原因是创新能力差。因为创新能力差，经济增长主要靠投入量增长带动经济增长，就不能实现从依靠要素大量投入向依靠要素效率提高来带动经济的增长的转变。
刘伟说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创新能力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这需要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增长的成本高。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是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便宜。但是经过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这些要素价格就会上涨。因此说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第三个是国际原因。因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单一，内需不足，主要靠出口，依附于国际市场，并在比较大的程度上依靠国际市场。只要国际市场出现比较大的周期动荡，发展中国家原来存在的内需不足的问题马上就会空前突出。
“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在我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所以需要高度注意，争取及时有效地穿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经济可持续、均衡、稳定、有效的增长。”刘伟称。
不过他同时表示，中国也有三个优势可以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
第一个优势是“天时”。我国还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我国还能继续维持相对比较高的增长期。
第二个是“地利”。中国地区之间发展是极不平衡的，这个不平衡在一定条件下是落后的表现。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进入了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的周期之后，大国地区之间的不均衡会形成一种梯度。它可能延长一个国家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时间，波浪式向前推动。
第三个就是“人和”。人和就是指改革，目标是市场化。当前中国国内市场的资源越来越从行政支配的角度转向市场竞争的角度，资源使用的效率在提升。这种制度变迁是有增长效应的。
因此，从现在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地区之间的非均衡的发展情况以及体制改革带来的积极性和效率的提高来说，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优势。那么，我们就要努力转变我国的发展方式，把优势转变为现实，使我国的经济能够顺利地穿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