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是在新中国60年中的不同阶段，由于不同原因造成的。目前统计的城市化率虽然已达46.7％，但是在6亿城市人口中包含了2亿农民工，所以中国城市化率目前实际只有1/3。即便是46.7％这个比率与世界水平相比也明显偏低，因为世界各国在人均GDP40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一般都在60％左右，而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以及我国台湾省，在人均GDP40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都在75%—80％之间了。
　　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是重大的经济结构扭曲，而这种结构扭曲的结果是严重抑制了内需，因为工业化代表的供给增长主要是供城市人消费需求的，但是农村低收入人口占了主体，工业化所创造的产品就没有销路。这个问题在以前新全球化迅猛拓展的时候不是大问题，因为国内的过剩供给被外需吸纳了，反而是中国更深、更广地参与新全球化的重要条件。但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中断了新全球化的推进过程，而且很可能在相当长时间不会结束这场危机，就会导致中国外需增长的停止甚至萎缩，通过调整经济结构与大规模推进城市化而释放内需的要求，就显著突出出来了。
　　而且，如果中国不能改变农村人口占主体的格局，即使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仍然不能算是完成了现代化，因为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农村人口超过10％。所以，中国在走完工业化、现代化过程的未来20年里，必须为城市化补课，中国也必然在未来20年出现一个城市化高潮。在这个时候出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在媒体上看到一些议论，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出台得晚了，因为中国城市大规模拆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后的城市化会以新增城市面积为主，这就更需要农村集体土地而不是城市国有土地的拆迁作好法律制度安排。我认为这样的议论是错误的，因为持这样观点的人没有从国情和长远的角度看城市拆迁问题。
　　先说一个现象。去年通胀再度抬头，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而推动通胀的主要原因就是食品价格上涨，大约占全年物价上升因素的3/4。而自新千年以来，消费物价总计上涨了23.5％，食品价格却上涨了64.8％，是总体物价上涨水平的2.8倍。那么为什么食品价格上涨推动通胀率走高会成为长期现象呢？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还在增长，耕地却因工业化、城市化占用在不断减少，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不断发展，就推动了食品价格不断攀升。去年中国进口了5400万吨大豆，进口的玉米、大米和小麦合计也有600万吨，谷物进口总量已达到6000万吨，已相当于全球谷物贸易的1/4强。
　　中国的人口高峰是2030年，届时总人口将达到15亿人，即比现在还要增加1.8亿人。人口增长就要增加食品需求，随人均收入水平提高食品需要也要增加，所以估计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得比目前增加2亿吨以上才能满足需求，而目前全球粮食贸易的年度总量也不过才2亿吨。所以，中央关于守住18亿亩耕地的决策绝对是正确的。
　　如此说来，中国未来能够增加用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耕地面积就只有2300万亩了，大约相当于目前占地面积的42％。但是如果到2030年在中国的15亿人口中有80％是城市人口，即城市化率上升到80％，2030年的中国城市总人口就得比目前增加8亿人左右。
　　未来20年城市总人口要增加1.7倍，但城市面积只能增加42％，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就只能靠提高现有城市土地的使用效率。中国目前一方面人地矛盾日趋尖锐，而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对非农用地的严重浪费，例如中国城市的“毛容积率”（即城市所有建筑面积对城市占地总面积的比率）只有0.5，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只有0.9，而东京是2，台北是1.2，香港是1.6。目前中国许多大城市执行的还是“限高”的政策，例如上海对单项建筑物的容积率就限制在4。
　　所以，今后伴随着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也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大规模的城市拆迁高潮，由于中国城市目前的建筑有70％是近20年建成的，因此未来不仅许多年代久远的老旧建筑需要拆迁，许多年代较近但建筑低矮的房屋也会被大量拆迁。在这样一个时候我们迎来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是为中国大规模城市化展开作出的最重要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