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公民应该享有同样的社会福利，这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基本共识，这也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内涵。
　　但是在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经济因素，农村和城市被分割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不仅仅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同时也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这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能否顺利实现的重大挑战。
　　基于这个现实，很多地方政府在提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时，农村居民需要支付相应的对价。比较典型的就是“以土地换保障”和“以土地换户籍”等方式——如从今年6月起，重庆推出“户籍改革”，其本质就是要求农村居民退出自己的宅基地和耕地。而“以土地换保障”的操作历史则更为久远，那些城郊接合部的农民，在土地被政府征收之后，必须以土地补偿款作为享有相关公共服务——主要是社会保障——的先决要件。
　　直到成都市户改模式出现，这一切才有了改变。11月16日，成都市政府新闻办发布《关于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份文件突破了长期以来束缚城乡居民自由迁徙的一些制度障碍，目标是在2012年实现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并实现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今后，四川省成都市城乡居民将实现凭合法固定住所证明进行户口登记，户口随居住地变动而变动。而且，农民进城后，其在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等仍将得到保留。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成都模式意味着，当地农民享有和当地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并不需要支付额外成本。而且，在这份《意见》中，不仅规定了成都本市农民不需要支付对价，也规定了市外人员入户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待遇。在以往各地的各种实践中，地方政府往往“各扫门前雪”，不理会外地务工人员的公共服务，如重庆的户改模式中，只是解决重庆本地农民工的福利问题，但对身处重庆的外省籍农民工，则没有这种待遇，原因很简单：因为行政区划的分割，这些外省农民工的宅基地或承包地无法划拨给重庆，那么他们就无法享有这场根据对价而获得的重庆公共福利。
　　成都户改意味着，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愿意呆在成都，那么他就可以享受和成都本地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在中国其他地方都没有为外来人员提供公共服务的情况下，成都市政府的这个政策会不会是一个下策呢？
　　从短期来看，确实可能有这样的效果：更多的人会因为要享受成都的公共服务来到这个城市，而成都的公共财政在短期内可能会有一个攀升。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个短期的财政成本是可以忽视的。因为成都提供了更好的公共品，那么它就容易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到成都安家落户。人才，只有人才的集聚，才能够导致一个城市的品位提升。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只有足够多的外来优秀人才，这个城市才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城市化往往意味着是土地面积的摊大饼。对于城市化的主体——人，则被各个城市的主政者忽略了。在这种城市化下，才出现了各地政府想尽办法扩大城市的建设用地指标，但是给这座城市带来真正贡献的主角却被忽视了：外来务工人员自然享受不到和本地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而本地的农村户籍人口也需要在缴纳相关费用之后，才能够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鄂尔多斯的鬼城、各个城市到处可见的空旷而荒芜的开发区，就是这种畸形城市化战略下的产物。
　　成都的户改正是对传统中国城市化模式的修正，不给落户人口设置前提性要件，意味着这个城市将能够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各个类型的劳动力，这些人口落户成都，将为这个城市提升内需，准备基本的数量基础，将为这个城市的发展带来蓬勃的生机和活力。那些原本被各地政府视为累赘的外来务工者，实际上是一个城市GDP的真正贡献者，无论是高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还是低端服务业，归根结底，这些活动都需要人的努力。当很多政府还在为抢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大搞新圈地运动时，成都已经在吸引优秀的劳动力上先行一步了。归根结底，如果没有足够的劳动力，那么多的建设用地又有何用？
　　可以说，成都的户改是中国城市化的新起点。以往的城市化只是注意到将农地变为建设用地，但是对城市化的真正主角严重忽视。大城市因为外地务工人员的努力，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但是其对外地户籍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甚少。这样的城市化，无疑不是我们今后所要努力的方向。
　　我们期待成都的这个户改模式，能够在当下各地僵化的户籍政策中杀出一条缝隙，而且这个缝隙能越来越大，最终惠及中国的所有居民。那时农民不仅仅可以带着土地进成都，同时还可以进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而且城市居民也可以在农村拥有自己的土地，成为农民。如果这样，中国城市化就大功告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