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进口税本来不是问题，但被人为放大成了问题，这个现象充分暴露了我国某些社会群体的自私和短视。
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的视角观之，财富的生产能力是最重要的。所以，任何独立自主的国家都会努力保护本国的产业，遏制国内居民消费进口奢侈品，一个努力“赶超”的发展中国家尤需如此。为此，一国设置关税等进口壁垒的原则应当是：初级产品进口壁垒低于制成品，零部件进口壁垒低于整车整机，消费品高于生产原料，奢侈品进口壁垒高于中低档消费品。即使是外资在国内设厂生产的产品，也不能在高中低不同档次市场“通吃”，而是要给国内产业留下生存空间和赖以起步的“根据地”。
在产业发展政策框架下的成功的贸易政策，应着眼于促进本国产业发展，满足国内居民的必要消费需求，而不是满足追求西方名牌的消费欲望。在国际收支危机之时，这种虚荣的消费欲望足以倾覆一个国家；目前我国已消除了外汇缺口约束，一部分消费者追逐国外名牌不至于危及我国国际收支平衡，我们已有条件对这种盲目追捧宽容一点，只要中国尚未完成对西方的全面赶超，这种盲目追捧便难以彻底消除。但在iPad进口税之争等问题上主张彻底开放、乃至实现西方奢侈品国内外同一价格的主张，打着“消费者福利”之类的旗号，其本质实际上还是把政策目标定位为满足对外国时尚消费品的盲目追捧，这个出发点本身就完全错了。
由于这种“发展导向”的进口壁垒与高收入群体（通常也是该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精英群体）的消费欲望相悖，与发达国家利益冲突，能否有效做到这一点，决定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赶超的成败，也是衡量一国独立自主和政府行动能力的重要标杆。从这个角度看，法、美制造的服装在中国的价格远高于在其母国，iPad进口税等等，表明了中国产业发展政策的成功，值得引以为荣而不是引为失败。
至于“中国制造”海外价格低于国内价格的现象，如对当前国际贸易和中国外贸特点、格局有些基本了解，就不会觉得是值得提出来的问题。中国是加工贸易大国，在西方商场销售的商品虽然挂着“中国制造”标签，但往往是原料和市场两头在外，仅在中国完成加工环节。这样的“中国制造”成品，倘要进入中国市场销售，需缴纳一定关税，仅此一项已足以让其价格在中国大大高于西方了。在加工贸易方式下，Hugo
Boss西服在中国工厂完成加工缝制即可挂上“中国制造”标签行销西方母国市场，但若要进入中国市场，如以61031100税号进口，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须缴纳25%进口关税。左晓蕾女士曾注意到，皮尔·卡丹衬衫在泰国的价格是中国的五分之三，我认为，不管这是加工贸易出口之后再以成衣名义进口，还是直接在国内制作销售，这样的价格都表明，泰国的关税和流通体系没有给本国产业留下空间。即使某些中国自主品牌商品，由于关键部件和核心技术掌握在西方跨国公司手里，假如采用加工贸易方式出口，在海外市场销售时承担的关税也完全可能比内销时承担的进口元件关税少。
不管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在西方跨国公司垄断的领域，跨国公司高定价对我们是有利的：可以给新起步的中国同类产业腾出发展空间。1995年，联合利华的和路雪冰激凌已将中国本土主要竞争者全部挤垮，中国居民消费能力也大有长进，英国高管遂决定涨价26%，结果早就对冰激凌市场虎视眈眈的蒙牛、伊利等本土厂商运用从和路雪学来的冷链技术，凭借价格优势挤入市场，迅速成长为中国市场新巨头。1999年，宝洁旗下的碧浪洗衣粉宣布提价，希望借此将自己塑造为高端品牌，结果也很快失败。假如占有先行优势的西方公司选择定价只比中国内资竞争者略高，甚至更低，那对我们的同类产业才是灾难。1999年，联合利华在中国为其奥妙洗衣粉确定了“品牌+价格”的市场策略，把价格压低至高于中国本土竞争者10%左右，为此曾在一天内降价30%，结果奥妙洗衣粉半年内市场占有率猛增30%。这对于我们自身品牌、产业的发展有何好处？
iPad进口税争议折射出来的问题是深远的。它表明，国际旅游、网络技术等因素正在削弱传统产业发展政策工具的效力。我们要对奢侈品、高价西方消费品设置较高进口壁垒，但国际旅游兴起及其成本相对下降，使得国内高收入消费者可直接去海外采购；网络技术的发展也让国内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交易低成本从海外采购，然后借旅游者归国免税进口额度、邮包进口关税减免等规避正式进口贸易渠道下的高关税，从而令国家产业发展政策的效力部分落空，国内流通产业反而损失了部分收入。与此同时，在媒体市场化等趋势下，高收入阶层对他们理应承担的某些较高成本的怨言，也有可能被误读为大多数居民利益受到了真实损害，并被成百倍地放大，进而令本来着眼于国家整体、长远利益的政策遭受巨大政治压力。对此，我们须有足够的预见，并早日考虑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