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北京香山举行的一个关于劳动关系的研讨会上，在座的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官员、学者、各级工会干部、企业、维权律师和工人代表。各方面的利益代表坐在同一张桌子前面，根据亲身经历而不是理论，来探讨罢工对中国的影响。然而与会者的发言是怎样开头的呢？
　　按照惯例，官员和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最先讲话：“各位领导、专家、教授……”
　　这种老套的开场白由来已久。但这一次，这种套话比任何时候听起来都要刺耳，因为发言的人完全无视会议的焦点。会议的召集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研究所所长常凯最后不得不提醒发言者注意，当天在座的除了官员和学者，还有一位工人代表，就坐在他的对面。
　　常凯教授说的工人代表，是千万家中国工厂里最常见的年轻女工中的一个。她安静而羞涩，与官员和学者们的淡定从容形成鲜明的对比。
　　她叫李晓娟。5月底6月初的南海本田工人罢工中，唯一出现在公开信上的工人代表，正是这个名字。南海本田罢工不是一个突然发生又很快消失的插曲。从一开始，人们就认识到，一种长期而深刻的变化已经开端：中国的工人很难继续忍受低工资；在一个全球化到今天这种程度的世界里，中国的变化将影响更多的国家和更多人的生活。
　　这个巨大的、很可能是长期的变化突然有了一个具体的形象。她就站在我面前，戴着一根细细的白色的金属项链，清华大学一位教授向她要联系方式，她给了他一个QQ号码，教授愣了很久。
　　真正让人惊讶的是她的年龄：她只有19岁。她的同事大多和她一样年轻。2010年6月4日，和日本管理层谈判的4名南海本田工人代表，以及26名列席代表，大多数出生在1990年以后。南海本田罢工改变人们此前对“80后”和“90后”的部分偏见。长期以来，他们被看作是不负责任的个人主义者。人们曾认为，这两代人承受不了压力，行动能力差。
　　李晓娟可以证明，这一切大多是出于想象。她的发言也是以“各位领导、专家、教授……”开头的。一开始，坐在旁边的人可以明显地听到她的声音在颤抖，但很快，她克服了过度紧张的情绪。因为不习惯对着话筒讲话，她的声音很小，但很清晰。位于北京香山的这间会场向来是嘈杂的，此刻却变得很安静。
　　过分渲染听众对这次发言的反应并无必要。我知道，人们多少带着一种好奇看着眼前这一幕。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这个19岁的女孩能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她真的能够代表那个举世瞩目的事件吗？她的名字出现在公开信上，是水到渠成的结果，还是被人推上了前台？
　　在发言里，她引用了《宪法》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承诺，讲述了工人待遇和企业利润之间的巨大落差，对罢工的过程做了简单的回顾。多多少少，她对罢工的结果感到侥幸，对过程甚至隐隐感到后怕。她说到工资只能够维持一个人的生活费时，最真实的情感流露在这句话里：
　　“我们的年龄一年年地长大，我们也需要成家，需要生育后代，需要教育后代，需要可以让后代不愁温饱，这样的工资我们如何成家，如何生育后代，如何教育后代，如何让我们的后代不愁温饱？”
　　这的确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工资不足以达到李晓娟所列举的目的，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及其提供的工作岗位，其价值何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和罢工相比，工人更愿意跳槽。这就是张五常教授了津津乐道的用脚投票。他坚持认为，工人流失将迫使企业提高工资。在很多年里，情况和他的描述相去不远，直到2010年。
　　个人奋斗的前景似乎没那么吸引人了。时间到了2010年，经济上升时期特有的乐观情绪，被城市户口（户籍制度改革进展缓慢）、居高不下的房价（是的，他们不准备回到农村）和教育、医疗费用笼罩上了一片灰雾。相比之下，这些年来工资增长的速度让为数不少的年轻人感到，未来已经失去了希望。
　　尽管大多数省份今年都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但在过去的4年里，南海本田的工人工资涨了不到200元钱。该公司薪酬分为五级，每级下设15个小级，共75个级别。工人工资每年评审一次，合格后就晋升一级，从最低的一级提升到次低的二级，大约需要15年。加薪困难，这是很多制造企业的共同现实。
　　为什么不是跳槽，而是罢工？劳工专家给出的答案都没错。没错，但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国家的GDP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增长，但工资水平不能保证劳动力再生产：这就是李晓娟提出问题的实质所在。如果说南海本田的罢工是不少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紧跟着的一系列工潮，则是对这个实质问题的一种回应。
　　在正式的词汇表里甚至看不到“罢工”这个词，这引起了一位维权律师的巨大愤怒。在他看来，语言是一种态度，“停工”——和“待业”这种词汇一样，歪曲了我们对现实的认知。
　　在北京，会后很多人纷纷和李晓娟合影。这个乐天的姑娘耐心地满足每个人的要求，做出各种可爱的小手势。我不知道人们到底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和她合影留念的。那天在座的每个人——官员、学者、工会干部和记者中，没有哪个人能够真正回应她——和成千上万个沉默的工人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