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俊说,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要转变发展方向,以扩大内需作为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立足点,突破口在哪里呢?在城镇化,在农民向市民的转化,这是中国最大内需之所在。中国今后起码有20年的时间里,还会经历快速的城镇化过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大约要超过9.3亿人,城镇化率将达到67%。世界银行的预测是,中国的城镇人口到2030年将会达到9.9亿人。麦肯锡的预测,中国的城镇人口到2030年肯定要超过10亿人,甚至预测到2020年就超过9亿人。 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农民不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他有流动性,尤其是年轻人,他一定要离开土地,离开农村,到城市来追求新的生活,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但是如果说农民进城了,我们还把他看做是农民,而不是城里人,只把他们统计为城镇人口,但是不给他们市民的待遇,那么中国就会形成一种特殊的三元社会结构——农民、市民以及夹在农民跟市民之间的农民工。 韩俊说,中国的城镇化最需要解决的是使进城的农民,由农民角色向市民的彻底转型、整体的转型,这是我们国家的大政策,也是以人为本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现在农民向市民的转型,基础越来越牢固。农民过去都是一个人出来,现在举家外出的人越来越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举家外出的农民已经达到2800-2900万人,占到整个外出农民工的20%左右。而且,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趋于长期化。去年有一个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的平均年限是5.3年,在城市居住超过10年的占到了将近20%。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这些人出生在城市,或者生长在城市,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已经基本上城市化了,完成了向市民角色的彻底转型。 现在的情况是,新生代农民工回不到农村去了,必须让他们向市民转移。那首先就要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子女上学问题、住房问题、就业问题、工资问题、医疗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农民工最关心的问题。 总之,中国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依靠城市化,农民不实现向市民角色的转型,中国的三农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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