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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04 作者：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章玉贵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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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行董事会日前通过总额达450亿元的A+H股再融资方案之后，工行、建行、中行等三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加上交通银行总额高达2870亿元的再融资计划已无悬念。而随着农行的成功上市，光大银行亦闪电过会，拟在A股市场融资200亿元，再加上农行业已募集的685亿元，则五大行从资本市场吸金总额有望超过3700亿元。比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去年净利润总额还高200亿元。中国几家最赚钱的银行看起来既能挣钱，也更差钱。
与此同时，希望大钱小钱一起赚的各家银行在服务水准未见升级的背景下，仍在不断增列收费项目，并提高既有收费项目标准。曾经备受期待的中国银行业改革，其市场化改革的溢出效应似乎并不有利于普通市场主体。
先得承认，几家虽已上市但仍肩负国家宏观调控责任的大银行之所以急于填补资本金缺口，既是为了满足监管部门对银行资本充足率不断上调的要求，亦是执行刺激政策以及自身贷款偏好所须付出的代价。众所周知，自前年底以来，在落实一揽子刺激计划的政策过程中，各地、各市场主体显然不同程度地偏离了中央政府的政策初衷：部分本来就握有信贷渠道优势的企业再度成为天量信贷的受益者，而各地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偏好又在客观上阻碍了对民生领域的投入。而众多产业资本对楼市和股市的赶集，显然与决策层的预想南辕北辙。所有这些，都离不开银行的天量放贷。
早已有人提出，贷款巨量扩张是中国银行业可能暴发坏账的最大隐忧。银监会新近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商业银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高达7.66万亿元。这是银监会首次通报这类贷款的风险状况，也是在警告其中存在严重偿还风险的贷款。高达23%的呆账风险，意味着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敞口将达1.7万亿元。而同期银监会公布的整个银行业的拨备只有1.3万亿元。2008年底，14家上市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还有13.37%，但到2009年末便滑至11.27%。其中工、中、建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降至12.36%、11.70%和11.14%。上市银行高速放贷造成的部分资产风险敞口正在扩大，是不争的事实。以农行为例，根据审计署今年4月底对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及其11家分行的审计结果，发现其存在高达105.53亿元的违规经营款项。此外，各家银行对房地产的偏好亦在加大资产风险。央行日前公布的上半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上半年4.63万亿元的新增贷款中就有29.8%的比例流入房地产市场，说明银行短期内还很难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鉴于去年以来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的增加，银监会早在年初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即要求上市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最低要达到11%的要求。不到两个月之后，再次要求大型的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升至11.5%。于是为了补充资本金缺口，各家银行除了向市场伸手要钱外，似乎并无其他捷径。
只是应当看到，在美欧银行业尚在疗伤，昔日竞争优势短期难以恢复的情况下，以国有控股银行为代表的中国银行企业，切莫过于倚重再融资和增加收费额度这类短期行为。
依照中国银行业的改革逻辑，原先旱涝保收的政策性银行是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的过渡性安排，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与中外银行业竞争的日趋激烈，国有银行全面商业化转型是大势所趋。但是由于国有银行至今尚未建立起一套完备的公司治理和科学的投资决策机制，自然也没能形成一种内控严密、运营安全的运营机制，整个银行业经营水准因此多年来一直未能与时俱进。可以说，这是包括四大国有银行在内的中国银行业的真正危险。
尽管上市普遍被认为是国有商业银行在过渡期内增强竞争力的最优安排，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代表的中国银行业迄今为止的市场化改革因此着实令人充满期待，并且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中国银行业要达到国际标准，显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目前至多只走了整个改革进程的三分之一。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中国银行业需要按照市场规律，静下心来建立起真正的信贷文化，即把贷款决策建立在借款人的信用可靠性以及对贷款风险的分析评估上，而非依靠银行与贷款人的关系或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银行改革的关键，不在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否因为先前的政府注资或现今的再融资而减少，乃至患上再融资依赖症，而是各家银行是否建立起了一套防止新增不良资产的有效机制。
正如四大国有银行所承认的，银行改革成效最终如何，还是要看是否建立了健全的现代商业银行运行机制，看他们是否拿出一份真正能增强内生性竞争优势的菜单来。有了这一条，创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优质、效益良好、创新能力和竞争力较强的大型公众持股银行，才有着落。
从国际竞争的大环境看，应该说，目前是中国银行业锻造核心竞争力的难得时间窗口。经过本轮金融危机狂风恶浪的冲击，美欧银行业至少需要三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恢复元气，如果中国银行业能切实把握美欧银行业式微的有利时机，以制度、业务创新和战略性人才培育为抓手，着力打造合理的股权结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以及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着力提升服务品质，就能在提高应对国内外金融风险的意识和能力上跨出一大步。而这需要银行改革主导者的决策层，从尊重市场规律的角度，给予银行作为市场主体所应有的商业空间，创造有利于银行业加快自身改革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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