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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为什么是“事后诸葛亮”？
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成功预测，所以说经济学家一无用处。纵然他们有解释经济周期的理论，却不能对经济周期做出预测，理论又有何益？我看这是浅薄的说法。
在经济学的队伍里，理论经济学家本来就不大重视预测，而必须做预测的常常是政府经济学家和商业机构经济学家；预测是他们的职业任务之一。如果经济活动完全可以预测，就不需要市场经济了，甚至不需要货币了，政府可以按计划安排一切经济活动。
经济学家喜欢这样说，好像为自己开脱罪责。但事实就是这样。
理论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的确让他们看起来像“事后诸葛亮”。经济学家不能消除经济周期，因为他们不能改变人的心理，不能改变经济规律。决定经济活动的因素实在很多，技术革命因素、政治家想左右竞选形势的经济政策、他国政策变化对本国的影响，大的自然灾害，等等，都会带来经济活动的极大不确定性；心理因素更难把握。所以，谁要是总能正确预测主要经济指标在小数点后两位，谁就是神仙下凡。至今没有这样一个人。谁要预测正确一次，那也是歪打正着。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专门从事预测工作的专家所犯的错误，都抱以宽容态度。
然而，说到底，理论还是有用的，只是我们不要坚持“小数点后两位”这样的严苛标准。如果一件事情明显违反经济法则，经济学家总能预言其后果。当年米赛斯在维也纳时，总指着奥地利国家信用银行说：这家银行迟早要倒闭！果然它在1929年倒闭了（转述林行止讲的故事）。在凯恩斯之前，西方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犹如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多少有点瞎比划。此后，国民经济统计体系成熟起来，政治家多少能凭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以致西方经济有了50年左右的大体稳定期。职业经济学家进入政府决策层总得来看，起了好作用。
当然，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经济学家也的确有值得反省的地方，只是这种反省主要应在经济学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恢复和繁荣使人们很快忘记了凯恩斯，“冷战心理”多少对经济学家也发生了影响。但凡谁强调政府干预和监管，就似乎有了“苏俄共产主义”的嫌疑，就有了“政治正确”问题——这虽然是我的猜测，但大体八九不离十。这种心态影响了一些人说话的方式。
西方经济学家应该自问这样一个问题：市场中滋生的反市场力量——垄断，与投票产生的政府相比，哪一个更坏？
人类在经济现实中找不到十全十美的制度。自由竞争只是经济学家的假设，现实中垄断比比皆是。有人说，只要权力集中就免不了坏毛病，哪怕它是投票产生的政府。这种说法总能找到根据。但垄断企业也有集中的权力、有富可敌国的财产，只是它产生于市场。正统经济学喜欢市场，爱屋及乌，连垄断也一并喜欢了。那些曾经不那么正统的经济学家，如熊彼特、罗宾逊，对垄断多有批评。我看比起民选政府，那些寡头垄断企业，那些“金融大鳄”，要更坏一些。在权力集中的性质上，它们半斤八两，但民选政府多少会讲公共规则，而金融寡头的行为明显涉及公共性，却不讲公共规则。所以，给垄断企业勒上马头套、系上缰绳，是十分必要的。
垄断企业是不能被消灭的，因为它们来自市场竞争。消灭垄断，就意味着消灭市场经济；而消灭了市场经济，政府一定会更坏。懂得这个道理，远比预测GDP增长率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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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经济学不是一盆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