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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经济学不是一盆脏水

金融危机不是怪兽“喀迈拉”

经济学家为什么是“事后诸葛亮”？

金融危机颠覆的是“冷战思维”

　　尚未偃旗息鼓的世界金融危机究竟颠覆了什么？我看它颠覆的不是主流经济学，甚至也不是什么“华盛顿共识”，因为原本就没有这种“共识”。也许这次金融危机颠覆不了任何稍微经受过历史传承的东西。如果那些东西那么容易被颠覆，它早就不存在了。世界工业革命以来，经济的周期性变动从未停歇，而实体经济周期和货币危机搅和在一起的大“危机”也不止一次。
　　这次金融危机还会拖一个时期，但这不是因为聪明的政治家想不出缓和危机的好办法，而是因为利益关系的调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争斗。最终天不会塌下来。欧洲货币体系一定会更加稳固，美国将学会扼制金融大鳄的办法，而中国经济仍至少会保持10年以上的高速度增长。
　　这种估测来自理性的乐观主义。守住理性，我们会发现事情来由原本并不复杂。

　　主流经济学不是一盆脏水

　　金融危机来临，批评主流经济学成了时髦。在西方，最严厉的批评者似乎是某些管理学家，他们说，金融危机证明，经济学应该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这不禁让人哑然失笑。过去人们一直认为管理学是一门艺术，不是科学。管理学家现在要出一口恶气，把经济学变成管理学的婢女。
　　批评者最喜欢讲的话，是说经济学家假设甚至怂恿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有人说，危机的根子既不是雷曼兄弟，也不是希腊政府，而是经济学本身！经济学把人教坏了！这个批评构成了经济理论批评领域三百年的“公案”：人到底是不是追求私利的家伙？其实，这是一个冤案。要翻这个案，还须稍微说远一点。
　　主流经济学这个提法在西方国家的文献中叫做mainstream economics。但使用这个提法的人很少，多数重要经济学家不大用这个词。西方经济学领域经常使用另外两个词来区分经济学的最基本的类别，分别正统经济学（Orthodoxy）和异端经济学（Heterodoxy）。这三个词之间的区分很微妙。正统经济学先是被马克思定义过一次，那就是古典经济学，其内涵大体是确定的。后来凡勃伦又启用了新古典主义这个词，正统经济学便扩大了内涵。异端经济学经常批评的是正统经济学。
　　按一般理解，“主流经济学”即在欧美大学经济学讲坛上被多数经济学教授所传授的理论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鼻祖是18世纪英国的亚当·斯密，但他自己并没有把“利益最大化”当做教条。
　　的确，经济学理论离不开“利益”两个字，其核心假设之一便是“效用最大化假设”。其中，“效用”一词是对“私利”的替代，现在不再单单指个人的私利。一个人如果有博爱精神，那么他做利他的好事，也会给他带来效用。说经济学家论证人们追逐私利的合理性，只是坊间谬传。经济学家以“效用最大化”和“自由竞争”假设为前提，演绎了一套逻辑公理，形成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其本身具有形式上的完美性。
　　形式的完美当然与现实生活之间有巨大鸿沟。但经济学家的尴尬并不是说明人们是否追逐私利，而是人们的行为常常达不到“最大化”的要求，现实经济活动中也没有绝对的自由竞争。于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发展了有限理性理论和垄断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大大增强了。关于前者，美国西蒙教授有权威性的研究，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的理论自然也是主流的理论。
　　实体经济的不完美，莫过于它摆脱不了经济周期乃至金融危机的梦魇。一次次的经济周期早已教训了经济学家，以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阵营中，很少能找到真正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
　　影响大的理论即是主流，挑战主流的则暂时是异端。但在学术领域，主流经济学与异端经济学反倒是纠缠不清，说不上那么对立。对不同时期的“正统经济学”来说，马克思的学说是异端，旧制度主义是异端，连凯恩斯的学说也是异端。但对主流经济学来说，这些东西未必一定是异端。异端经济学总在经济学科的边界上攻击正统经济学，如果这种攻击能被经济学科的精英们接受，进入重要研究生院的经济学讲义当中，也就成了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凯恩斯的理论刚出来的时候，应该说是一个异端，但因为这个理论实在是太有用处，就很快成了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从一定意义上说，哈耶克对凯恩斯的批评，代表了正统经济学对经济学异端的批评。在新古典综合派产生以后的时代，主流经济学变得越来越宽容了。经济学的“神圣三角”（holyt rinity）：理性、自利、均衡，现在发生了变化，强调在刻意行为（purposeful behavior）、开明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和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之间的某种折中。在很多情况下，主流经济学与经济学异端之间对所描述的东西并没有看法上的差别，区别主要在方法上。
　　至于有人说经济学缺乏“人文关怀”，更是一种粗陋的无知。按我的了解，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是很有一些人文关怀的。如果理解得不错，我以为所谓人文关怀大抵是对社会弱势阶层的关怀。按这个理解，我们可以举出好多例子来证明主流经济学家是颇有人文关怀之心的。阿马蒂亚·森是前几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应该算作主流经济学家。这位先生可以说是有足够的人文关怀之心。森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不平等与饥荒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对饥荒是由粮食供应减少造成的这样一个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舒尔茨也是一位主流经济学家，也是早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那年我国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时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到的“穷人经济学”，就是舒尔茨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讲演的题目。在华人经济学家的圈子中，文贯中先生是相当有影响的一位，他的学术功底是主流经济学的功底。他这几年用了不少时间研究中国上世纪60年代初的大饥荒。我发现他对人类历史有那种大慈大悲式的关怀；这种关怀是一种仁者的关怀，而不是那种个人功利性的虚假呼叫。
　　其实，主流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直接支持了社会正义的理念。例如，微观经济学是关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阐述，就支持了财富公平分配的主张。如果从第三者观察来看，同样的财富，给穷人带来的效用要大于给富人带来的效用。这不是主张财富更平等地分配吗？可见，主流经济学是颇有“革命性”的。当然，这不是因为主流经济学家想“革命”，而是他们的学术推论导致了那样的结果。
　　“主流经济学”发展到现在也的确有令人遗憾的地方。拿微观经济学来说，在效率和平等的关系上常常发生不同意见，这种不同意见又和价值观的差异有关，依靠经济学自身的发展很难消除这种争论。宏观经济学中的不同意见更多，其中所涉及的几个总量数值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异常复杂，其中更牵涉到人的心理预期的影响，致使经济学家在准确预测宏观经济走向时常常发生困难。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方法上也很不统一，让人们对理论经济学的科学性不免发生怀疑。“主流经济学”尽管有那样一些发展不成熟所导致的毛病，我还是相信它的基础是牢靠的，那样一些毛病会在它的发展中逐步得到克服。想一想，“主流经济学”发展了几百年，如果它在根本上是错误的，这种发展是不会有连续性的。
　　按上面分析，“主流经济学”作为一种学问，对现实经济的影响是深远和广泛的。可以说如果没有“主流经济学”，也不会有世界经济的繁荣。我以为有人对“主流经济学”的彻底否定性的批评是过于轻率了。
　　主流经济学仍然是一个筐子，利益集团的发言人总可以捡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说那就是正统经济学。这引得有人不去指责利益集团，而说主流经济学是一堆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