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给基层更多权力

　　回顾中国历史，在宋元之前，地方治理受到高度重视。最典型者是汉代，《汉书·循吏传》记载：汉宣帝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此处所谓二千石是指郡守，按照汉代的官制，他的品级与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的长官——九卿——相同。
　　这样的精神也向下延伸及县官。县的长官为县令或县长，秩千石或六百石，与中央政府职能部门的副手相当。这位励精图治的皇帝以为“太守，吏民之本也”，因而非常重视郡守的人选。
　　到元代，地方官的权威下跌，中央官员与地方官的品级差别迅速拉大。明清时代，县级官员跌到七品，与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悬隔天地，成为所谓“芝麻官”。
　　如果资源是自上而下地分配，监督也是自上而下地进行。在这样的结构中，上下级政府之间存在等级，处于权力基层的乡镇与县这两级政府，当然就被置于最为不利的地位。基层官员在上面所有政府的压力下不得不疲于奔命。
　　而这种架构，让民众无法享受到优良治理。社会治理是好是坏，取决于基层政府是否有效地、合法地执行法律和政策，取决于基层官员如何对待民众，能否有效地供应公共品。因为，最底层的官员是“亲民之官”，只有他们与民众直接打交道。民众对政府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基层政府及其官员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