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

　　“近年来我国的生物技术研发形成热潮，创制了大批抗虫、抗病、品质改良等新株系和新品系，我国生物技术实力得到了整体提升，大大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可以说，我们现在的转基因技术研究水平已经进入发展中国家前列。”科技部农村科技司副司长贾敬敦这样评价我国植物转基因技术的进展。
　　记者日前从国家转基因植物研究与产业化专项课题组了解到，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国科学家在植物重要功能基因的分离克隆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获得了新基因610个，其中包括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基因46个；建立了棉花、水稻、油菜、杨树等主要农作物和林草的植物转基因核心技术，创制了2万多份优质、抗病、抗虫、抗旱、耐盐、抗锄草剂的转基因作物新品种。
　　人们依稀还记得1992年发生在黄河和长江流域棉花主产区的那场棉铃虫灾害。棉农为防虫而喷施农药，10万人因此而中毒，死亡1000多人。在我国科学家把自主研制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优质多抗转基因棉花新品种移植到田间后，每亩减少了农药投入50元，并增产7公斤皮棉。到现在，转基因棉花累计推广7000多万亩，使2亿多棉农受益。在黄河流域棉区，抗虫棉推广后中毒事件降低了70%至80%，环境污染也得到改善。验证了“一个基因造就一个产业”的预言。
　　但记者采访了解到，到目前为止，所有新品种中，获准进入商业化生产阶段的转基因植物却寥寥无几，真正产生经济效益的只有转基因棉花。就连让中国生物学家最引以为豪的转基因水稻，现在也没有获得生产应用的安全证书。

研究成果难过“安全”关

　　转基因技术产业化在实际推进中为何却举步维艰？
　　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一位专家说：“我们在评审过程中发现，现行的大多数科研项目还没有按照国家安全标准完成每一个阶段的检测和评价工作，说明大部分转基因研究技术本身还不成熟，并未走到能够获得安全证书的研究阶段。另外，有的科研人员上报的安全性评价数据没有达到国家评价标准的要求，往往出现数据不足、项目缺失的情况，这样就不能证明其研究品种的安全性。对于这种情况，安委会当然不能急于求成，草率发放安全证书。”
　　从1999年就开始与育种过程同步进行安全性评价的转基因抗虫、抗病水稻技术研究水平领先于国际，其产业化问题近年来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对此，农业部农业转基因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目前转基因抗虫、抗病水稻也只是进入生产性试验阶段，还需要大量验证性实验，尚无一例申请获得生产应用的安全证书。

加快转基因安全性研究步伐

　　据介绍，近几年，全球转基因作物正以不可抵挡的势头迅猛发展。一方面，到2004年，全球转基因玉米、大豆、油菜、棉花四种作物种植面积已经占到总种植面积的1/3，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转基因作物生产国在国际农产品竞争中优势已经显现，欧盟等一些国家在加大研究力度的同时，把生物安全问题作为设置贸易壁垒、保护自己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之一。
　　欧洲转基因技术产业化“慢拍”的教训可资借鉴。中国科学院朱桢教授说，我国转基因水稻技术在世界上目前尚处于领先地位，但随着伊朗、菲律宾等国批准抗虫、抗病转基因水稻进行商业化生产以后，它们与我们的差距正在缩小。
　　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加快我国转基因产业化步伐，当前亟须重视安全性研究。
　　目前转基因的安全性评价实际研究水平还比较滞后。国家承担的安全管理技术支撑体系部分投入严重不足，造成一些基础检测设备不足。我国自1999年专项实施以来，政府总共投入5.1亿元人民币，但用于安全性评价不到1/10；按此计算下来，每年的研发费用还不到美国一家生物技术大公司的零头。未来如果安全性评价投入仍然不足，将真正影响到研究和产业化的发展。
　　另外，目前从事研究、申请到课题的都是从事生物技术方面的专家，而在安全性评价方面并不擅长，或者由于重视程度不够，或者由于力量单薄无法兼顾安全性评价。这就直接导致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迟迟不能完成安全性评价。而发达国家的做法一般是由大企业来承担项目的整个研发过程，从功能基因提取到安全性评价到育种到产业化的不同环节都有专人专项经费，使整个产业链纳入到企业的统一指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