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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7-29 作者:胡晓炼 来源:金融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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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经济结构、保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中国面对的巨大挑战和重要任务。为应对这一挑战，实现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近期在生产要素价格改革、节能减排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积极推进资源税费改革，提高环境污染成本，提高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水平等等。劳动力价格、资源能源价格和环境代价的变化总体来说是上升趋势，在这一背景下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必要对要素价格调整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关系进行客观深入的分析。
一、生产要素价格随经济发展而调整是客观要求。
随着GDP总量的扩大，经济发展的好处应由人民分享，职工工资理应提高。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发生显著变化，劳动年龄人口从上世纪后20年的较快增长到本世纪头10年的增长放缓，再到今后5年至10年内可能出现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绝对下降。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大量向城镇转移，中国经济将趋向“刘易斯拐点”，劳动力过剩局面将逐步逆转，劳动工资上涨压力凸显。长期以来，一般出口加工企业非熟练工人工资增长缓慢，但近年“民工荒”频频出现，表明一般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已无法维持过去的低水平。“富士康事件”以后，低收入职工问题更受关注，近期不少地区大幅提高职工最低工资标准。
同时，经济活动规模越大、能源资源消耗越多，相关的瓶颈制约就越明显。我国已进入城镇化、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能源资源消费很大，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暖的压力日益沉重。一般情况下全球不可再生能源、资源的价格以及环境代价趋于上升。2003年至2009年，我国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累计上涨35.6%，其中有国际价格上涨因素，也有国内制造业生产和出口扩大，拉动价格上涨的因素。我国经济进入更高发展阶段，人们关于资源、环境的意识进一步增强，能源资源价格存在内在调整压力。简言之，无论国际收支平衡与否，生产要素的价格调整都将进行。
二、广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我国政府多次强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推行油、气、水、电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理顺基础性产品价格体系；深化环保收费改革，适当提高排污费、污水和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等。除直接调整价格外，还积极采取加强对环境保护的执法检查、整顿市场秩序、禁止拖欠农民工工资、制定最长工作时间要求等措施，这些都会导致广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要素价格调整往往涉及如何摆布改革与通胀的关系，改革与收入初次分配、再分配的关系，以及是否对改革的受损者进行补偿等。因此，生产要素价格的调整要求与其他改革综合全面设计。
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变动之间，既存在替代关系，也存在互补关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为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总体要求，需要扩内需，减少经济增长对净出口的过度依赖。进一步改革汇率形成机制和合理调整广义生产要素价格，都有利于上述目标的实现。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快，则汇率升值压力就小；若人民币汇率浮动，要素价格上涨压力就会减轻，两者之间存在一定替代关系。
如果根据政策目标和经济的具体状况，对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和汇率变动进行合理组合，可取得更好的效果。例如，同时适度调整劳动工资和浮动人民币汇率，比单纯大幅提高劳动工资更平稳，有助于保障工资水平的提高与劳动生产率和企业效率的提高相匹配。特别是在面临物价上涨压力情况下，如果汇率不动而任工资物价过快上涨，将强化通胀预期，增加消费、投资的不确定性，并使普通劳动者面临更大的通胀风险。因此，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和汇率浮动还存在互补关系。
四、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变动在频率、灵活性、作用机制、影响范围等方面有所不同。
第一，广义生产要素价格在朝市场确定这一方向趋进过程中所进行的调整具有明显的通胀效应和分配效应，需要与其他政策配套综合进行，频繁操作的难度较大，通常为阶段性调整。而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人民币汇率可升可贬，根据经济形势和国际收支状况灵活动态变化。
第二，两者的灵活程度不同。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汇率弹性较强，可涨可跌，而生产要素价格具有一定刚性。能源资源一般越来越稀缺，其价格将不断上扬；环保费用会一直征收，很少半途而废；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约束会越来越强。劳动工资也有刚性，除危机、重大技术突破等导致阶段性下降外，其长期调整趋势是单方向的。而汇率则在经常项目顺差或逆差时，在市场供求作用下灵活双向变化。
第三，两项改革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机制不同。汇率浮动能较快地影响进口商品价格和价格总水平，改变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比价关系。汇率升值，将使资源更多地从贸易品部门流向非贸易部门，促进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要素价格调整将影响价格体系内部各类比价关系，侧重在微观基础上发挥价格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第四，两项改革对企业的影响范围不同。汇率改革和要素价格调整对企业的影响有差异，人民币汇率升值，可能影响出口企业的价格竞争力，但对大量进口国外原材料、半成品进行生产，主要满足国内需要的企业而言，则是有利的。从要素价格调整来看，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和环保成本上涨对整个社会正常企业整体都有影响。虽然企业通过加快技术革新、生产率增长和资源利用率提高等因素，可以消化部分要素价格上涨的负担，但整体上影响面是广泛的，传导链也较长。
第五，两项改革对通胀的影响不同。生产要素价格上调，将直接增加通胀压力。如果人民币汇率在市场供求作用下有所升值，将直接降低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且通过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减少基础货币被动投放，减少通胀压力。
五、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与汇率机制改革可更好地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一方面，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有利于为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创造稳定的低通胀环境，而不会妨碍广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过去经验多次表明，要素价格调整主要顾虑对通胀、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冲击。例如，燃油税费改革酝酿了十几年，有关改革所需条件、时机、分配效应等问题上争论颇多。较大的顾虑往往是要素价格改革是否导致通胀，是否对收入分配产生较大影响。汇率改革则可缓解这一影响，促进要素价格调整。货币政策操作在制订通胀区间时，已为其预留了空间。
另一方面，生产要素价格调整，有利于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粗放性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方式，推动出口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企业对市场价格波动的应变力和承受力，还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少短期资本流入和国际社会压力，为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创造更宽松的环境。因此，汇率机制改革和生产要素价格调整不会相互掣肘、相互排斥，两者可以更好地配合，这对宏观经济稳定发展非常必要。
总体来看，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符合宏观调控的正确方向，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企业进一步改善管理和加快技术创新，减少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促进结构调整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汇率机制改革和广义生产要素价格调整既相互替代，又有互补性，可并行不悖。继续深化汇率形成机制和生产要素价格机制等改革，进一步夯实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是我们始终应该坚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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