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靠扩大投资来保增长也有风险，就是投资如习惯性地主要投向“铁公基”和一些重化工业，可能会造成新一轮的产能过剩，一些原来被认为不能上的两高一资项目，又在酝酿重新上马。这就有可能形成恶性循环，企求用新一轮的产能过剩来克服原来的产能过剩，出现“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窘况。
　　调结构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发展方式。这是很艰巨的任务，且要用慢功夫，急不得，甚至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一定能明显见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方面要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节能降耗减排，这是一个硬功夫，没有四五年以上努力难有大的成效。另一方面要深化改革，使经济社会转入科学发展轨道。
　　中国经济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有一些改革，容易受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改革很难迈步，因此，必须有党和政府自上而下的有力推动，才能使改革深入下去。当前，经济形势比较严峻，这也有利于大家努力从改革找出路，使改革获得较大的动力。重要的是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适时推出必要的改革，积极配合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争取早日实现经济复苏。

　　一、面对经济超高速增长后回调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有必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增长、保就业

　　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面临连续五年多超高速增长后亟需回调以解决失衡问题，加上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越来越严重，经济增速明显下滑，第四季度GDP增速下滑至6.8%，11、12月，电力生产和消费、进出口贸易、财政收入(11月)甚至出现负增长。经济收缩趋势在2009年年初尚未遏制住。在经济寒流严重袭击下，政府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2008年11月，党和政府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保增长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2008年12月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要着力在保增长上下工夫，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把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作为保增长的强大动力，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重申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现在看来，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实施积极的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保8%左右的经济增长，是非常及时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之所以必要，主要是近几个月经济下滑过猛，远超出人们的预期。大量工厂关闭或停产，失业人员增加很多，比如，报载，中国约有2000万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返乡，占外出就业农民工总数的15.3%。这不但是一个巨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因此，需要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政府出手促进经济增长，核心是促进就业。这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中国这一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增长、保就业是要以扩大内需作为根本途径的。这是因为，这几年我国内外需严重失衡，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需。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对外出口依存度(即出口占GDP比重)为18%，而到2007年则上升到38%，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严重不足，最终消费率降到50%以下(其中居民消费占的比重更降到40%以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一个一个陷入经济衰退之中，进口需求锐减，导致我国大批出口企业订单减少，出口萎缩，甚至处于停产状态。所以，要抑制经济的严重下滑，就必须扩大内需，改变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出口拉动的局面。
　　从2008年11月起，中国已紧急启动扩大内需。2008年11月国务院提出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各省市又提出了本地区的投资刺激计划加总起来达23.5万亿元。与此同时，长期建设国债拟发行数一再加码，2009年一年发行数额就将远远大于1998-2000年三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的3600亿元。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上述投资计划将逐步落实，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今年恰逢建国六十周年，只要国际金融危机不出现意想不到的严重恶化，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都调动起来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能比较充分发挥出来，所以保增长问题不大，估计2009年下半年经济很有可能在密集的投资带动下转暖。

　　二、怎样扩大内需

　　如何扩内需来保增长保就业是个大问题。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扩大消费需求两个方面。鉴于我国长期投资增速过快，扩内需应着力扩大消费需求。十七大报告说，“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但是实际做起来很难。主要是，扩内需促增长短期见效要靠扩大投资需求，而靠扩大消费需求有利于调整结构和长期的持续增长，但不易短期见效。目前政府部门的主要倾向还是着力扩大投资需求，投资于产业链条长的工业项目。只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应当主要扩大消费需求。有人说，中国这几年消费增长已经不慢了，很难大步加快。的确，靠常规的办法，消费增长难以大幅度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也难以大幅度提高。所以，如果要较大幅度提高消费特别是居民的消费比重，就要另有大的动作，要靠财政拿钱，而这会影响投资。现在主要靠扩大投资来保增长也有风险，就是投资如习惯性地主要投向“铁公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和一些重化工业，可能会造成新一轮的产能过剩。现在看来，中央投资项目比较合理，有不少改善民生的项目，这类投资有助于提高消费水平，但是地方投资项目就难说了，有报道披露，一些原来被认为不能上的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项目，又在酝酿重新上马。这就有可能形成恶性循环，企求用新一轮的产能过剩来克服原来的产能过剩，出现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常见的“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窘况。
　　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最难的是调结构。调结构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发展方式。这是很艰巨的任务，且要用慢功夫，急不得，甚至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一定能明显见效。所以，一些政府部门很难选择它作为工作着力点。他们优先选择的是保这两年经济增速不要掉到8%以下，哪怕要上一些“两高一资”项目也在所不惜，尽可能把矛盾往后推移。调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方面要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节能降耗减排，这是一个硬功夫，没有四五年以上努力难有大的成效。另一方面要深化改革，使经济社会转入科学发展轨道。这包括，不再用GDP增速作为考核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理顺要素和资源的价格，提高市场开放度，开征环保税，加快向公共财政转型等，这些，有的同短期保增长会有一定的矛盾，因而不容易出台。这次燃油税出台也说明改革之难。如果不是国际市场油价下跌2/3多，叫喊了多年的燃油税是无法出台的。现在出台的燃油税税负似乎也太低，对节能的作用不够大。

　　三、深化改革，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好地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要同深化改革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使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紧密联系起来，才能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好地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我们要认真研究1998年那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克服通货紧缩的经验，特别是研究那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深化改革紧密结合的成功经验。1998年以后几项大的改革是很成功的，比如，取消福利分房制度，使此后房地产产业大发展；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改革，使大批国有大中型企业逐步适应市场竞争并迅速发展壮大；剥离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总数达14000亿元)，充实资本金，改善治理，为后来成功上市打下基础；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等等。所以，这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经济更好地走出困境，看来也要考虑在改革方面要有较大的谋划，尽管上面说了有其困难重重的一面，甚至有的改革短期同保增长不完全一致的方面，但从全局和稍微长远一点看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还是要下决心推进。

　　首先，我们要抓住国际市场资源特别是能源产品价格下跌的机遇，积极推进资源能源产品价格改革，使它们的价格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应致力于改革价格形成机制，放松政府管制，而不是靠政府去理顺价格。这是一项基础性改革，减少以至消除资源能源价格的扭曲，对于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资源配置，实践经验反复证明具有决定性意义。

　　其次，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对于加快金融、电信、铁路、公用事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增加服务业就业岗位，有重要作用。现阶段保增长主要是要保就业，而要增加就业岗位，主要靠发展第三产业。这就必须克服各种体制障碍，打破各种“玻璃门”，在可以放开市场的所有领域放开市场，引入竞争机制。

　　第三，要尽快建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建立和健全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对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社会动荡不安不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没有出现各国老百姓挤兑现象，得益于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我们要吸取这一行之有效的做法，抓紧建立这一有利于金融稳定的制度。

　　第四，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尽快实现向公共财政转型。要扩大消费、改善民生，就要使财政尽快从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应将大部分用于民生工程，增进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福利。这对合理调整投资与消费结构，也有重要意义。

　　第五，推进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不应以追求GDP增速作为主要目标，而应以人为本，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政府介入经济活动过深，扮演资源配置主角，就会刻意追求短期GDP最大化，不但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且必然使经济增长付出资源环境代价越来越大，使发展不可持续，祸及子孙后代。

　　第六，推进各项有助于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有助于扩大消费的各项改革。包括，较大幅度提高财政对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金额(第一步先从每人每年100元提高到200元)，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如从2000元提高到3000元甚至再多一点)，继续推动家电和电子产品大规模、低价格进入农村市场，提高最低生活补助标准，建立廉租房等保障性用房的稳定的资金来源，建立对农民工失业的援助制度，等等。

　　中国经济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有一些改革，容易受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改革很难迈步，因此，必须有党和政府自上而下的有力推动，才能使改革深入下去。当前，经济形势比较严峻，这也有利于大家努力从改革找出路，使改革获得较大的动力。重要的是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适时推出必要的改革，积极配合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争取早日实现经济复苏。

　　(作者系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