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之下，中央果断提出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应对危机。按照传统理解，积极财政政策所指的也就是要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然而，从广义上看，既然财政的概念不仅限于财政支出，积极财政政策的范围也应当不仅限于扩大财政支出规模。
　　现阶段，扩大公共投入规模与减税都应当属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体现，两者目的是相同的，都是出于刺激经济的考虑。然而，从具体操作层面上看，扩大公共投入规模与减税又构成一对矛盾。一方面，如果片面强调要扩大公共投入规模，客观上要求国家财力增长最大化，而国家财力增长最大化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就是税收最大化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如果片面强调要通过减税来增加经济运行中的活力而牺牲必要的税收增长，国家也不可能有足够的财力来加大公共投入。
　　不难看出，在当前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挑战的大背景之下，我们既不能够无节制地强调扩大公共投入规模，也不能无节制地强调减税，我们所要强调的应当是“保增长”的最大化。明白了这个道理，笔者认为，为了贯彻好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后一段时间应尽可能做到以下三个方面的“适度”：

　　财政支出的适度增长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要体现财政支出的适度增长。固然，刺激经济要增加公共投入，但增加公共投入绝非意味着可以盲目“烧钱”。事实上，增加公共投入必须要确保相关项目能够带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至少能够带来公共利益正值化而不是“打水漂”。按照国务院的要求，中国将在两年内采取10项措施，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项目，包括建设新的铁路、地铁、机场和四川地震灾区的重建工作，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虽然投资的大方向是对的，但要具体落实还需要对项目有所选择。否则，再投入多少个4万亿对刺激经济来说也是不够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刺激经济不仅要靠国家的投入，也要创造条件充分利用各种民间力量。在扩大财政支出方面，国家最近花钱比以往稍许大方一些。例如，成都、杭州等地向低收入群众发放购物券，这些花销实际上就是由地方政府“请客”。又如，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的《汽车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从2009年3月1日至12月31日，国家安排50亿元，对农民报废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换购轻型载货车以及购买1.3升以下排量的微型客车，给予一次性财政补贴，而国家财政将为此安排50亿元预算支出。此外，按照今年一号文件的要求，2009年要在上年较大幅度增加补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补贴资金。增加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

　　税收增长的适度

　　积极的财政政策就要体现出税收增长的适度。现在，民间要求减税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官方对减税的呼声却很不以为然。各自有各自的道理。很简单，屁股决定脑袋，脑袋决定嘴巴。有报道说，针对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呼声，财政部某位官员最近表示，这是一个“馊主意”。财政部这位官员的此番表态至少说明了这样一种倾向性，就是 “钱多了不扎手”。当然，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现在的大道理就是要“保增长”。为此，在减税与不减税之间的选择不应当是非此即彼为前提“质”的选择，而是一种兼而有之为前提“度”的选择。事实上，尽管步履维艰，但税收工作在近一个时期还是与“保增长”的努力大体合拍。例如，在税率经过大幅度下调之后，证券交易印花税目前已经由双向征收改为单向征收。又如，根据国务院1月14日通过的《汽车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对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征收车辆购置税。此外，按照国务院的要求，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的增值税，等等。

　　适度的财政赤字

　　积极的财政政策也离不开适度的财政赤字作为辅助手段。一般来说，财政上出现赤字终究不是什么好事情，特别是在具有量入为出传统的中国。但量入为出只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我的理解是，量入为出应当是支出水平与收入水平大体相当。在平常情况下，我主张支出不高于收入，能够做到略有盈余最好。可是，在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巨大压力之下，现阶段财政支出略高于财政收入。适度加大公共投入意味着需要花钱，适度减少税赋则意味着“进项”有限。“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也只能是应急之举，长期下去终究会顾此失彼。形象地说，“补西墙”归根到底还是要靠自己烧更多的砖头。从这个意义上讲，要确保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落到实处，今后一个时期，国家预算中的财政赤字适度增加一些也是可以容忍的。为此，有关部门可考虑适当加大国债发行力度，以平衡财政赤字。
　　在今后一个时期，面对着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必须贯彻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此，不仅要促进财政支出适度增长，而且也要力保财政收入也要适度增长，甚至还要容忍可能出现的财政赤字适度增长。只有这三个方面都能够做到适度，其中的某一方面所承受的压力才能够不致过于沉重。至于这个“度”要怎样选择，其实也很简单，这就是怎样有利于“保增长”就怎样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