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城管的困境不是一个数学问题、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民生问题、制度问题，特别是我们政府的观念问题，是政府在民生权利和城市漂亮之间的选择问题。在解决城管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同步推行罚款计算公式是可行的，但如果只是引进一个罚款公式，其效能可能微乎其微。
    从去年10月起，北京市城管局推出《北京市城管执法系统实施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办法》，对城管的处罚实行公式计算，罚款数额=罚款基数x(基准系数十区域系数十情节系数十变量系数)，这一做法有望扩展到城管所有的处罚条款，但具体实施时间还未确定(2月23日《京华时报》)。

     把城管罚款规范化为一道公式，然后通过数值代入，计算出实施行政处罚应该缴纳的罚款数——这样的高科技，不仅是提高办事效率，更解决了公平问题。这样一来，对小贩的罚款都由计算机说话，一把尺子量到底，具体执法的城管员还能徇私舞弊吗?这项措施，肯定可以有效地规范自由裁量权，让城管执法更透明、规范、公平、公正。
    那么，这项新技术的运用，对于解决我们目前城管工作的矛盾，究竟有多大的作用?换言之，它能否终结城管和小贩的猫鼠关系，能否让李志强式的悲剧永不再现?我觉得不能。城管工作的困境主要是城管目标和小贩饭碗之间的矛盾，规范城管的自由裁量权虽有好处，但无助于这一基本矛盾的解决，甚至也无助于这一矛盾的缓解。我以为，比规范自由裁量权更重要的是规范另外两个权。第一是保证小贩的就业生存权。如何让现在的小贩有业可就，有饭可吃，是整个城管矛盾的根本。如果小贩无法解决就业和吃饭问题，也无处摆摊设点，则无论我们请来怎样的数学家和计算机专家，可以几秒钟算出罚款数，却永远不能化解城管的困局。第二就是取缔城管的“自由没收权”。如果城管只要发现小贩摆摊设点，就可以立即决定没收经营的工具和商品，则城管和小贩的矛盾就永远不可调和，并且必然不断激化，谁也不能保证崔英杰杀死李志强的事件不会重演。如果上述两个问题不解决，只是在处罚小贩时能坚持统一的标准，实在是一个不足道的枝节问题。大公平缺失，小公平自然意义不大。
    解决城管的困境不是一个数学问题、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民生问题、制度问题，特别是我们政府的观念问题，是政府在民生权利和城市漂亮之间的选择问题。这样看来，解决城管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而不是城管部门本身。如果城市管理的基本思路不改变，城管部门的人性化执法只能起治标作用，而发明一个公式统一计算罚款则基本不影响事物的性质，其效能更是微乎其微。
    当然，以上讲的是一些普遍原理，并不针对北京。北京的情况正相反，他们打算春节后推广崇文“大城管”模式，联合城管和劳动保障、民政等各个部门，通过联合救助、就业帮助等救济救助措施，解决弱势群体的生存难题，从而根治城管“痼疾”。在解决城管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同步推行罚款计算公式是可行的。如果其他城市不解决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只是引进一个罚款公式，显然属于舍本求末，没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