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地建材城起诉海淀城管索赔6亿元，被称为京城最大的行政赔偿案。不论最后结论如何，都警醒我们要审思现行法律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式。

    因对6万余平方米的上地建材城进行强拆，海淀城管日前被市一中院一审判决强拆违法；在该事件中，建材城另案起诉海淀城管索赔6亿元，被称为京城最大的行政赔偿案。(6月25日《新京报》)

    众所周知，按照《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对行政决定的强制执行，实行的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的模式，行政机关只在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具有强制执行权。这种模式在处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上采取了折中态度，即不“一刀切”地规定由法院或行政机关垄断行政强制执行权。从宏观上来说，这种模式是可取的。
    虽然立法注意到了行政强制执行权需要在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进行权限划分，但由于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行政强制法，现行立法对行政机关和法院的强制执行权的划分只有原则性规定，缺乏明确统一、科学合理的可操作性标准和界限。
    比如在原则上规定人民法院有广泛的强制执行权，但对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拆迁等重大人身、财产权益，且受损后很难恢复的事项，却同时把强制执行权赋予行政机关，以至于行政机关有较多的“自由选择权”，对自己有利的往往选择自己强制执行，让“生米做成熟饭”，而执行起来劳神费力或根本无法执行的，则往往申请法院执行。这种执行权配置状况，有悖公平合理原则，而且与法治和人权保障的精神不符。
    具体到上地建材城拆迁这个案件，对于一个涉及6万余平方米的建筑，海淀城管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便完成了从调查取证、认定事实、作出决定到强制执行的全部工作，效率虽高，但整个过程既缺乏相对人的有效参与，又缺乏外部的权力制约，对如此涉及投资者和消费者重大权益的案件，仅由城管部门自己决定，自己执行了。而缺乏监督的权力，往往会导致恣意和滥用。
    其实在一些法治发达国家，行政强制执行尤其是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的重大事项的案件，都特别强调法院的控权作用，要求行政机关必须申请法院执行或获得法院许可后执行。
    上地建材城案不论最后结论如何，都警醒我们要审思现行法律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式。我们不可能完全取消行政机关自身的强制执行权(事实和法律上均没有必要)，但应当立法明确对于涉及公民重大人身权、财产权且极易造成事后难以弥补损失的案件的强制执行权，应当赋予以限制公权、保障私权为皈依的法院。对此，希望正处在立法“快车道”上的《行政强制法》能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