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需要具备土地（资源）、资本和人力资源这三个条件。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又是什么呢？
　　笔者以为，主要依靠的是投资拉动，政府和市场解决投资所需资本的方式和途径，成为影响增长的关键因素。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界，中国的经济增长可分为两个阶段，其间经济政策和增长特点表现出鲜明的差异性，原因在于WTO改变了货币供应方式，从而影响到资本的质和量。

　　加入WTO前的中国经验

　　改革之初，中国不缺土地和人力，但资本稀缺。
　　30年前的中国，全社会没有形成有效积累可用于投资；政府作为计划经济中的投资主体，发行国债自民间借钱也困难，因为居民手中没钱；受到政治和市场发育程度等因素的制约，中国难以获得类马歇尔计划的国外支持，海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热情更没有到2001年后的程度。
　　为解决资本问题，政策制定者借助于发行货币。政府根据货币购买力及增长目标、职工工资、行政开支等需要，测算并决定货币发行和供应量，提供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资金，来拉动经济增长。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货币发行制度变成事实上的财政发行，即中央财政直接或间接向银行透支、借款，是政府直接创造和扩张信用，银行成为财政部门的“出纳”。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1年加入WTO。
　　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制度选择，处于计划、商品和市场取向的争论和博弈中，政策制定者希望经济在政策的试错过程中增长，同时又按照上述计划经济的逻辑，来发行和投放货币，通过城镇职工工资和固定资产投资等渠道，进入流通领域。上世纪80年代的经验证明，这两个期望无法统一，而且构成互为倒逼机制：经济增长需多发货币—通货膨胀—居民生活质量下降—增加工资进一步增发货币—恶性通胀—治理、调控—经济疲软—再度增发货币。
　　货币发行和流通链条短（政府-银行-居民-普通商品）且其购买力只考虑有限的载体（粮食和有限的工业品），国内缺少吸纳多余货币的金融市场，这些因素导致经济周期短且波动大。中国经济需要更多商品、服务的市场化、货币化交易，来承载和消化增发的货币，并借此推动经济增长，1992年的市场经济取向因此成为选择。
　　但政策调整并不能马上改变市场参与者的角色，特别是政府仍控制着几乎所有社会资源，要实现经济增长，仍需依托于增加发行货币、增加信贷支持固定资产投资的模式。货币发行直接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速度，通胀和治理之间，形成了短期的经济周期。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三次通货膨胀，都同货币发行量的大幅增加有关，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和城镇居民收入在当期的大幅提高：1988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7.8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增长25.4%，GDP增长11.3%，商品零售价格上涨18.5%（当年粮食和棉花(资讯,行情)减产）；1989年在调控之后形成滞涨，经济增幅大幅下降、通胀率不减；1993年GDP增长13.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7.1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1.8%，物价上涨13.2%；1994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5.6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4%，GDP增长12.6%，物价上涨21.7%。
　　1994年，政策当局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取消人民币汇率双轨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次体制改革，实质上是人民币兑美元的一次性大幅贬值，人民币汇率开始盯住美元，大力鼓励外贸行业发展。
　　这是政府通过开放来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关键举措：希望借此打破经济政策着眼于国内的局限，投资形成的产能则通过海外市场消化，解决经济过热后的需求问题；期望从制度上改变中国货币发行的基础，由经济发行转变为以美元作为发行准备的货币投放模式，即每增加一美元的外汇储备，对应发行8.7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1994年汇改时汇价），再通过银行信用创造过程，以贷款的形式为社会提供资本。资本提供变得市场化，因为外汇的取得通过外贸行业实现，资金会更多进入外贸及相关盈利领域，货币供应中的政策因素（如工资和行政开支等）因此弱化。
　　这次政策调整，是中国借助国际市场推动国内经济市场化的积极探索，但效果并没有在WTO之前实现。

　　加入WTO后的货币供应

　　2001年加入WTO，是中国经济全球化、最大程度市场化的开始。这期间的经济增长逻辑同此前完全不同。
　　中国经济中的货币供应方式自此得以根本调整：货币当局利用外贸顺差和海外直接投资增加的外汇储备来增加货币供应，货币发行机制得到根本改变；外贸企业通过贸易合同获得海外进口商的信用支持，并据此取得国内外银行贷款，这一在加入WTO前仅限于沿海发达区域的模式，在2001年后迅速得到普及，贷款、投资更加市场化。
　　因为解决了贸易壁垒等问题，中国的外贸顺差短期内大幅积累，最大程度实现了1994年汇改的政策效果：1993年外汇储备增加10亿美元，年底余额仅211亿美元；1994年汇率政策调整后，外汇储备增加最多的1997年，增加额也只有312亿美元；而加入WTO后的2001年，外汇储备增加430亿美元，这还是此后八年中最低的，最高的2007年增加额达4000亿美元，货币供应量增长进入万亿元时代。2000年底，广义货币供应量（M2）仅有13万亿元，到2009年年底，已经接近60万亿元，全国外汇占款就达19.3万亿元。中国经济加速货币化。
　　中国在加入WTO后，经济也得到加速增长。
　　WTO后的经济货币化效应则更为明显：2000年到2009年，GDP增长不到2.5倍（按2009年GDP总量342000亿元计算），同期广义货币供应增长3.6倍。可以说，“经济增长是钱堆起来的”，如此快的货币供应增幅，GDP的高增长可以预期，资产价格上升或潜在通胀也顺理成章。
　　需要关注的是，经济货币化过程中有两个因素显得最为重要：一是中国外贸行业的工人，其劳动通过贸易方式对外输出，获得外汇收入，取代政府信用（前者更有市场稳定性）成为货币发行的基础；其次是美联储，中国的外贸顺差主要来自美国，人民币汇率主要参考美元走势，其货币政策通过国际贸易活动，影响中国经济政策和经济增长。

（作者系投资界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