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问十大产业振兴之后需求在哪里？笔者认为,需求振兴的出路在于分配,而分配决定于既有的经济增长路径和模式。

　　总理坦言今年保8有很大的难度,而保就业难度也不小。大家可以想一想,5年前,我们大概实现一个8％左右的增长速度,就基本上能稳住就业,而现在我们GDP增长掉到10%以下似乎就过不了日子了,而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2%到3%的GDP增长,就能保证充分就业？为什么？这意味着,过去5年,尽管我们实现了总量的超高速增长 （令世界惊讶的10.2%的年增长率）,但结构却没有调整到位。
　　超高速增长得益于重化工的超常规扩张,资本密集程度越来越高的产业结构,吸收不了太多劳动力 （中国目前工业化率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完成工业化时的水平,其中重化工业占整个工业比重不断上升至70%以上）,制造业现在占GDP的50%左右,但是带来的就业只占劳动人口的25%。
　　因此,生产率的飞速提高无法同步转化为劳动收入的提高,也就难以转化为消费和购买力的提高,反过来就推高储蓄。与此同时,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进一步萎缩,政府和企业份额在扩张: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从1997年~2007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中国的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 重 从10.95％上 升 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和国企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30％。
　　政府和企业拿了越来越多的钱,只能做投资,形成产能,国内消费不了,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形成顺差。所以,高储蓄必然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转过来又进一步做高储蓄。周而复始,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垮了,这个循环就难以为继了。通过产能清洗、政府债务上升等来消灭高储蓄,恢复平衡,整个国家财富将为此付出代价。
　　重化工虽然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加速,但把一个高达51.2%的储蓄率、43％的投资率的结构甩给了我们;把一个占GDP10％的顺差甩给我们,把一个升值压力与日俱增的人民币汇率甩给了我们;把一个受资源、环境和市场约束越来越强的中国制造甩给了我们。所以,只要投资掉下来,增长速度掉下来,就业的压力就凸显出来,要保就业、保增长,就只能增加投资。
　　回过头来看,以重化工主导的增长势头实际上使中国走向了另一条路——是向增长倾斜,而不是重视就业。这与以民生改善为导向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危机对中国造成了巨大冲击,是坏事,某种程度上也是好事,至少使我们理清了一些最近几年争论得似是而非的东西,中国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增长路径。
　　越来越多的研究得出共识,支撑中国过去30年取得辉煌成就的首要因素,是中国在全球劳动力套利的优势,2002年整个中国制造业每小时的平均报酬仅0.57美元,即便最近几年涨了一倍,事实上也只是美国同期每小时报酬21.40美元的6%。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也是很大的。中国制造业工人每小时的报酬是墨西哥和巴西报酬水平的50%,只是日本和欧洲标准水平的6%。中国所需要的是劳动密集型增长,而不是劳动节约型增长。就业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要现这一目标,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向,最好良方是资源向私人资本和中小企业倾斜（解决就业的根本在于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并支持它们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要向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延伸,向上做原材料采购,做研发设计,向下做物流、销售网络,做品牌和商誉、做零售,这样就能够创造出吸收大量就业的现代服务业。中国有最大的市场,最强的制造能力,最庞大的官方储备,但缺自主的知识产权、技术和标准、物流服务,更缺的是一个合理有效的市场化资金配置体系。
　　中国如果抓住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机遇,加快对国内经济体系进行锐意改革,减少垄断、放松行政管制,释放经济活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到那时,也许我们不再需要保9保8了,5%的GDP增长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实现人民财富的极大增长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