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于寻求外部援助的华尔街投行终于等来大宗买家:9月22日,日本三菱日联银行对外宣布,收购摩根士丹利10%-20%,交易金额最高可达90亿美元。同日,日本野村证券出价2.25亿美元,获得雷曼兄弟亚洲特许经营权。

　　日本企业大举收购美国资产有成例在先。1985年至1990年间,日本企业海外并购风起云涌,仅500亿日元以上的交易就有20宗,其中针对美国公司的占到17宗,最高潮时,就连堪称美国地标的洛克菲勒中心亦被日本企业收入囊中。正因为此,难怪美国主流媒体纷纷惊呼:“日本人又回来了。”
　　当然,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里。比较日本企业前后两轮资本输出,其发生机理其实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决定,这两轮资本输出演化的路径也会存在显著差异。
　　日本企业前一轮资本输出骤起于1985年。当年9月,迫于他国压力,日本政府被迫签订“广场协议”。此后3个月内,日元兑美元汇率由250比1急剧升至200比1,升值幅度高达20%;此后3年内,日元兑美元升值幅度进一步飙升至120比1,最高峰时甚至接近70比1。
　　日元急剧升值导致日本赖以立国的出口部门严重受损。由于实体经济无法接纳过量资本,日本企业被迫转向海外扩张,此动向恰好又与美国国内主动谋求的产业调整一拍即合,日本企业因此盲目接收了大量地产、期货、股票,乃至收藏品泡沫,及至1991年后泡沫破灭,日本经济开始步入长期衰退,且一路至今。
　　比之当时的被动和盲动,日本企业本轮资本输出明显带有主动出击并相机抉择的理性标记,而其持续“走出去”的动力则在于:作为制造大国、出口大国、储蓄大国,日本因其在全球分工中扮演的独特角色而长期位居外汇储备第一的位置,时至今日,日本仍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外汇储备国以及全球第一大美国国债持有国。
　　然而,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不同,日本早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加之本国资源有限、人口老龄化严重,日本的剩余资本客观上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更为稳固和可观的投资回报。由此反映在实践中的情况是,日本近年来一直是全球低息资金的理想提供者。比如说日本每年通过渣打银行流向亚洲六个新兴市场的资金就已达到660亿美元,再比如,日本今年迄今已发行56宗武士债券,总额达到1.7087万亿日元,同比增长了32%。
　　美国次贷危机急剧恶化以来,美国金融类股价已经大幅跌至五年来最低水平,其中仅上周三一天,华尔街五大独立投行中仅存的两家——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公司的股价分别暴跌44%和23%。行情至此,随着美国政府系列救市举措的推行、全球市场投资信心的恢复,加之同业市场重要竞争对手的出局,华尔街金融企业长期积累的品牌、人才、技术等方面的投资价值,也将重新为各路资本所发现。
　　日本企业重返华尔街,正是其长期战略与短期策略相匹配的结果,其必然性在于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必定导致的全球金融一体化。在这个过程中,类似日本这样拥有广义高级生产要素的国家,为了追求高于本国投资回报的利润,必然会以各种形式突破国界实现资源全球配置,华尔街当下身处困境无非为其致力寻求的低成本扩张又一次提供了机会。
　　值得肯定的是,人类历史往往遵循着螺旋式上升的轨迹。曾经败退美国的日本资本重返华尔街的积极意义在于,一度因为次贷危机迅速蔓延而招致沉重打击和广泛怀疑的金融全球化趋势开始逐步被接续,而其未来导向的结果是,全球金融巨头的资本来源将更为多元,其必须接受的监管文化和纪律将随之更为多元。这一可能出现的结果,有益于弥合金融全球化以来日渐拉大的资本全球化与监管本国化之间的裂缝。由此,经历短暂挫折后的金融全球化有望在更合理的水平上继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