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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代267年历史看，改革作为最大的红利，其对国运的要害在于： 一、红利的获取，其代价是什么？谁来承受成本？
二、红利的分配，其准则是什么？谁来享受收益？
这两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比增进红利总量更为关键。也正是根基于这两个问题，改革的关键，正在于要时时警醒于“改革本身的改革”——不断地深化改革，才能创造“红利中的红利”——避免“红利”变成“黑利”。
贯穿清代历史的改革，至少证明了一点：改革红利能惠及整个体制或者大多数人时，改革就成为政权的长寿基因；反之，如果改革红利只能惠及一小部分人群，并且将大多数人作为改革的垫脚石和沉没成本（sunk
cost），则改革就必然成为夺命基因。一旦红利异化为“黑利”，社会将被撕裂，政权的大限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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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效果究竟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这主要是一个“技术”问题。
纵观整个清史中的各项改革，真正起作用的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非意识形态层面的“主义”。撇开眼花缭乱的那些作为幌子的大话套话，一切改革的背后都是利益关系的调整，都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一切改革也是对“国家机器”的技术调整而已。
当代的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已经承认了企业管理、经济管理是一门科学、一门技术，但是，我们还没有承认国家管理、政府运营也是一门科学、一门技术，并非一切都与意识形态层面的“主义”相关。诚如我在本书后记中所说，“泛意识形态化”与“既得利益集团”、“‘大跃进’心态”一起，成为阻碍中国前进步伐的三块绊脚石，而“泛意识形态化”正是这些绊脚石的根本所在。走出“泛意识形态化”，还原到“技术”层面，才能从前人的改革史中，真正地汲取经验教训，资治通鉴。
试图从国家机器修整的技术层面，通过一些节点的叙述与分析，来寻找清王朝长寿及崩溃背后的技术逻辑，正是这本书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