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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红利与国运的关系，其实一直都是串联起中国历史的潜在主线索。
无论是《吕氏春秋》中的百般譬喻：“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察今》）还是王安石的慷慨悲歌：“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王安石传》）都说明在“时不与法俱在”的情况下，应该与时俱进——“世易时移，变法宜矣”。
千古犹行秦王政。通过对中国历史上自秦代以来12个统一王朝的粗陋切片分析，至少在统计意义上，显示着改革红利与国运存在着某种正相关关系。
2012年的秋天，我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统计分析，对比12个统一王朝的开国第63年。在开国第63年，3个王朝已经夭折（秦、西晋、隋），3个王朝则一地鸡毛（东晋、南宋、元），余下的6个王朝（西汉、东汉、唐、北宋、明、清），都表现出了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各种艰难中的坚定变革。这种变革，有的出自最高领导人本身（西汉、明、清），有的出自摄政的皇太后（东汉、北宋），有的出自擅权的皇后（唐），但无论是谁主导了变革，这些王朝都因获得了改革的红利而延年益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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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12个王朝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清代，原因有二：
一、这个王朝离我们当下的距离最为接近，其在晚期开始所经历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1872年语），至今仍未终结，历史学家唐德刚形象地称之为“历史三峡”。同在这个“三峡”中，我们当下所经历的冲击、应对、变革，或许可以从晚清的类似经历中，发掘出更多的可资镜鉴之处。
二、这个在1644年以异文化、异种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居然成功地战胜了“自古胡人无百年之国运”的历史宿命，克服了元朝所经历的强烈排异现象，政权延续了足足267年（自入关的1644年算起，至1911年），从而在自秦以来的12个统一王朝中，占据了最长寿王朝的季军宝座，仅仅次于唐朝（289年）和明朝（276年）。考虑到晚清时还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冲击，这个无论先天条件还是外部环境似乎都不占优势的政权，居然能够如此长寿，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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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成王败寇和阶级斗争这两个惯性思维，放弃将失败的前朝脸谱式地妖魔化为笨蛋（所谓“愚昧颟顸”）与坏蛋（所谓“反动腐朽”）的宣传式历史判断，我们就能发现，造就清政权长寿的基因，正是其入关之后不断与时俱进的改革、不断积累的改革红利。
这些改革红利，在巩固执政合法性、扩大执政基础、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成为清政权的巨大“正资产”，甚至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深重的内忧（太平天国战争）外患（第二次鸦片战争）下，大多数西方媒体和外交官已经悲观地计划如何面对“中国崩溃”后的残局和乱局时，这个政权却出人意料地缔造了“同光中兴”的数十年辉煌，并延续了足足半个多世纪的寿命。
同样，也是因为改革红利释放的进退失据，令晚清的最后一轮改革超速失控，既得利益集团既直接绑架了改革，也间接绑架了革命，改革红利反而成为“负资产”，甚至“黑利”，最后颠覆了改革、颠覆了政权，也颠覆了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