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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最后的50年，是实行近现代意义上“改革开放”的50年。以甲午战争为分界，分别构成了清史的第四、第五阶段改革。
第四阶段的改革，从1861年推行“洋务运动”，到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总共33年。这是一场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改革运动。这场改革的动力，完全来自形势的倒逼，在内忧外患的持续打击下，体制内的精英奋起变法，学习西方，重点在于经济建设，而尤以国防军工建设为重。这一轮改革，红利十分丰厚，缔造了“同光中兴”。大清国的综合国力，与改革之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经初步建立了近代化工业的框架轮廓，日渐找回了自鸦片战争后久违的大国感觉。
甲午战争之后，清朝的改革进入了第五阶段，即开始于1901年的晚清新政，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清政权被推翻。这个阶段改革的最主要特点，就是推行以宪政为核心的政治改革，并且速度越来越快。
甲午战争之后，败于蕞尔小邦日本的耻辱，令朝野上下深受刺激。改革的中心迅速地转向政治体制，精英阶层试图寻找某种“主义”的捷径，这随即导致了政治上的巨大分裂。这种分裂，表面上看是意识形态之争，最初体现为“是否政改”之争，随后又体现为“如何政改”之争，骨子里却依然是极具中国传统的利益之争、权力之争、党派之争。极右而盲动的戊戌变法，极左而同样盲动的义和团运动，看似针锋相对，其实都是在甲午战败的巨大刺激下而导致的心理失常和行为失范。
在亢奋之中，帝国开始推行“新政”。将洋务运动与新政相比，区别是显著的：前者侧重经济基础，后者侧重上层建筑；前者主要是依靠现有体制进行改革，后者主要是对现有体制本身进行改革。这无疑是一种传承、提升、进步。
但是，问题在于，精英阶层似乎彻底否定了洋务运动的稳健作风，而在新政中试图进行“大跃进”。他们将绝大多数精力都投放到了对万能“主义”的寻找以及试错，更为基础和根本的经济建设被撂在了一边。这直接导致了帝国大厦的头重脚轻，最后自行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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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四、第五两个阶段的改革，我此前已经发表了近百万字的文章，并将这两个阶段的改革概括总结为两句话： 不改革等死，
乱改革找死。
基于对“不改革等死”的恐惧，才有了洋务运功，并取得了“同光中兴”的阶段性成果；
新政变革，却在“大跃进”心态的驱使下，走上了“乱改革找死”的不归路。
晚清新政的政改“大跃进”，在某种程度上透支了此前33年洋务运动积累的改革红利，这与嘉庆、道光两任皇帝在50年间透支前人的改革红利，略有区别：嘉道二帝的问题在于“不作为”，坐吃山空，其衰败是逐渐蔓延的；而晚清新政的激进无序政改，则是“乱作为”，自己折腾，其衰败是迅速，甚至有些突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洋务运动和晚清新政这半个世纪的改革运动中，尤其是晚清新政的10年内，清帝国几乎所有的改革成本，通过各种摊派，都落到了小民的肩上，改革的成果却被极少数既得利益者垄断。草根阶层不甘心，也无法继续为不公平的改革埋单，成为清末恶性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基本原因。
而既得利益集团，既不忠于政权，更不忠于人民，但是，他们凭借手中的政经资源，在面对人民的时候，以公权力的代理人或经纪人自居；在面对政权的时候，则又以民意代表自居，“挟官以凌商（民），挟商（民）以蒙官”。引爆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运动，本质上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上下其手，所挑动的政府与民众的对立，放了一把野火之后遂成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