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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人类真正跨过的几大发展阶段与陷阱

既然在比较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存在，而经济增长的放缓乃至停滞、倒退在不同收入阶段上都会出现，那么，我们真正需要的，就不是非要人为构造一个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要具体分析自己面对的那个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陷阱与特殊挑战。
　　拉长了镜头来看，相对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新概念，人类社会可以说是跨越了几个历史性阶段和发展陷阱。从采集—狩猎的自然经济向种植农业及驯养畜牧业的转变，是人类最终摆脱完全依赖自然资源赐予的一般动物生存方式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其原因无论是人口与自然资源关系失衡的压力驱动，还是生态环境变迁导致人类的适应性选择，或是人类知识的积累和文化宗教的发展变化，总之，这个飞跃使人类跳出了自己徘徊了至少几十万年的生存陷阱。跨越生存陷阱，标志着人类不仅已经积累起鉴别可驯化动物和植物的知识以及饲养或种植它们的技术，而且开始建立和发展了明确界定产权特别是私有产权的新型社会制度与规则。因为很显然，如果没有产权的界定和保护，饲养畜牧业（以这些饲养动物的产权界定为前提）更不用说种植农业（以土地及农作物的产权界定为基础）的经济形态是根本不可能形成激励并建立发展的。
　　回望历史，跳出完全依赖自然资源赐予的生存陷阱，进入农业及畜牧业社会是人类摆脱史前的蒙昧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不过现在我们知道，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之后很快就在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上遭遇了新的困境或贫困陷阱。相对于早期人类在采集—狩猎社会延绵多少万年的生存陷阱，农业社会的贫困陷阱仅仅延续了几千年（有说一万年左右），但以我们今天的眼光去看也已经显得极其漫长。特别是由于文字记载的出现我们清楚地知道，从公元前的若干世纪一直到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农业社会处于增长极其缓慢与停滞的贫困陷阱之中。人均收入至少在2000年中几乎没有什么增长（表前-4）。
　
　　在农业社会中（一些地区存在的畜牧业社会也一样），马尔萨斯均衡扮演着支配作用，即任何增加人均食物供给的结果，都会诱致更高的人口出生率，从而重新把人均食物的可供量又拉回到生存水平上。土地所有权在少部分人手中的集中，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普遍的贫困和争斗。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文明在很早阶段上就已经到达很高的水平，所以农业社会的贫困陷阱或马尔萨斯陷阱表现得特别典型，中国陷入历代王朝的兴衰更迭及相应周期性的经济恢复、发展繁荣、人口快速增长然后是饥荒、起义、战争或被入侵从而人口大量减少的循环中。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在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中陷入了长期的停滞。18世纪中叶发生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拉开了人类社会跨越贫困陷阱的大幕。与人类跳出生存陷阱是通过种养殖而不是靠直接获取自然界的食物为标志类似，工业革命是通过制造而不是直接利用自然能源动力，即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进入机器生产时代，反映了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即科学技术发展的革命性飞跃，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自然资源的含义，打开了其可利用的多维空间和广阔前景，并带来了人类社会在制度安排与精神文化方面的一系列深刻演变。
　　当然，这绝不是说，走出贫困陷阱是一个径情直遂和充满玫瑰色的浪漫过程。相反，早期工业化国家，典型的如英国，既伴随了所谓“羊吃人”的乡村圈地运动，也有童工的滥用和城市贫民窟。英国当年还利用了世界工厂的特殊领先地位，摧毁不知多少国家的传统手工业，让世界成为其市场，以及通过海外殖民和移民，加速了自身的资本积累和全球扩张。但无论如何，工业革命对于人类发展的意义，只有当年使人类社会摆脱生存陷阱的饲养种植革命才能相提并论。
　　应当说，与人类历史上漫长的生存陷阱和贫困陷阱相比，进入工业革命时代之后的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上的发展停滞，不过是在一个整体上不断加快的发展轨道上短暂和局部的沟沟坎坎。虽然人们常常也将之称为发展陷阱，其实只是就极短期而言，而且不具有全局意义。这是我们在研究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追赶问题时必须铭记的基本背景和框架。
　　从二战之后勃兴起来的发展经济学角度去看，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落后国家要摆脱贫困，自然首当其冲就是要仿效先进国家，在农业社会中开启工业化进程。这样首先要解决的是“李嘉图陷阱”，后来也被舒尔茨称为食品问题。 李嘉图陷阱是指农业国在进行工业化启动时会遭遇资源制约问题。因为工业化人口的迅速增加会增大食品供给的压力，食品价格的上扬从而工资成本的上升会严重抑制依赖于劳动密集技术的早期工业，而获益者只是非生产性、只会挥霍性消费的地主阶级。
　　但要跨越李嘉图陷阱即工业化起步陷阱，李嘉图当年基于英国情况开出的食品进口的药方并不适合今天落后的贫困国家，因为它们几乎无法靠工业品出口创汇去进口食品，相反往往还要依靠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出口赚取外汇以支持早期工业化。中国在1949年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就是这种靠出口自己也紧缺的农产品换取工业品的模式。更可行的办法，是在节衣缩食进行积累以艰难推进工业化启航的同时，启动农村土地改革，用土地更公平分配、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改革释放农业生产活力（这是我们在战后初期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以及50年代初和80年代初的中国大陆都见到的情况），通过农业科学技术的引进和改善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产量（如中国50年代起大规模的水利建设，70年代以后化肥应用、杂交水稻的研发和推广，印度的绿色革命），这些都会是工业化顺利起步的助推器。但这些显然都不是可以轻易做到的。
　　因此，在世界进入工业革命之后的一二百年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在人们今天定义的低收入陷阱中挣扎。故而在刘易斯深化李嘉图模型基础上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就有人指出二元经济增长在到达所谓的刘易斯拐点之前，存在着因不能解决李嘉图—舒尔茨食品问题而停滞不前的危险。 
　　越过食品制约，工业化或现在被许多人称为的初步工业化就可以展开。罗斯托1960年在他著名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将经济增长分为传统社会、起飞前提条件、起飞、走向成熟和大众高消费五个阶段。 解决食品等自然资源制约可以认为相当于具备了起飞前提条件，而初级工业化相当于起飞。在罗斯托那里，起飞与投资率上升的一定比率是密切相关的。这也符合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因为把资本积累作为增长的发动机，因而需要压制消费特别是挥霍性消费来增加储蓄和投资，是从斯密到李嘉图的信条。马克思也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这个传统，只是他给了不同的假设因而从中推演出不同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增长方式的必然形式，但由于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和工人工资被压抑在一个很低的生存水平（劳动力再生产）上，因而资本有机构成会不断提高，从而导致资本主义贫富分化和阶级矛盾剧烈的冲突。
　　在二战结束初期发展起来的平衡增长理论，以及根据凯恩斯理论独立推导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都内含了投资对增长的决定作用，当时许多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低人均收入和低储蓄之间存在的恶性循环，是一种“低均衡陷阱”，因而需要一个外在导入的储蓄率进而投资率的提高，突破“临界最小努力”，跳出低均衡陷阱。 战后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苏联、东欧包括中国等国家依靠强制性的资本积累快速推进工业化的范例，以及刚从西方殖民主义那里争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出于对原西方宗主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能警惕和排斥，都推动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像亚洲的印度、非洲的尼日利亚这样的人口大国，实行了政府计划推动的资本积累以实现经济增长和追赶的道路。
　　顺便指出，对于这种依靠政府强制实行的压抑消费而高储蓄高投资模式，现在已经有了很多批评。不过，根据阿布拉摩维茨1993年对资本主义国家历史数据的分析， 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的经济增长类型也主要是以资本积累而不是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只是在“高级工业化阶段”，即类似罗斯托的从起飞向成熟及大众消费阶段转化时，技术创新而非资本积累才发挥越来越主要的作用。
　　随着阶段递进的演变，技术进步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占主导作用的观点今天已成为广泛共识。新古典生产函数构建的增长模型很快发现，需要储蓄率进而投资率提高来促进经济增长是基于一个特定生产函数的假设。即在早先的增长理论包括哈罗德—多马模型中，资本产出率被假定为常数，这样工业化只能增加资本才能增加产出。而如果技术随时间而进步，资本产出率就不是常数。
　　索洛和斯旺揭示了没有不断的技术进步，人均收入的提高就不可能持续，因而以人均收入为标准衡量的经济增长更依赖于技术进步而不仅是资本投入。 库兹涅茨强调了科学对于技术进步的作用，他认为科学的系统运用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它使技术进步从初级工业化过程中很大程度上靠操作者“可见的”机械改进，变为分子、电子、电磁等“不可视”的研发和应用。 这样，技术进步的取向开始从有形资本对无形资本的替代，到促进无形资本对有形资本替代的转变，即过去是以资本节省劳动，现在是以无形资本节省有形资本了。
　　在由罗默和卢卡斯首创的内生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不再是外生给定的变量，而是经济活动本身创造新知识，使规模经济递增的机制。 这样，不仅企业研发设计和制造的投资，而且政府和社会对教育、科研的投资，都是累积技术进步的因素。资本对于增长仍然是重要的，但它已不仅包含了有形资本还包含了日益重要的无形资本。对人的投入不仅是成本，也是投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越来越取决于人的因素，取决于社会的教育水平，科研体制、创新空间和动力。
　　现在我们可以再次看到与中等收入陷阱讨论相关的内容了。从农业国向初步工业化国家的转变，相当于是起飞即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包括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在这个阶段上，要素投入本身包括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而来的人口红利和储蓄转化的资本投入就可以相当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这或许是曾经的计划经济或准计划经济的国家在这个阶段上经济增长绩效还表现不错的原因。但是从中高收入向高收入社会转变，追赶的差距以及借用技术的比较优势缩小，就更需要一个经济体自身的人口素质和创新激励，这也可以解释计划经济体在这个阶段上都遭遇增长瓶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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