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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中等收入陷阱讨论的积极意义

从上节可见，中等收入陷阱无论从绝对指标还是相对比重衡量，都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缺陷，那么，为什么这个概念在2007年提出后仅短短几年，就广泛地受到欢迎，乃至被人们当作一个似乎长期存在并早已证明的定论？特别是在中国，它受到了官方和民间几乎一致的认同和重视，其原因何在呢？
　　首先，中等收入陷阱说，包含着存在这个陷阱危险但应对得当是可以跨越从而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命题。这对于所有进入中等特别是中高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自然充满了吸引力。特别是对于中国这个在200多年前人均收入还在世界前列的文明古国， 这种跨越腾飞、实现民族复兴的大国梦想，更是具有难以抗拒的诱惑力。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在中国具有的特殊意义。
　　其次，一个发展中国家从低收入到中低收入阶段，再到中高收入阶段，继续追赶高收入发达经济，在每个阶段上都有不同的挑战。如何应对当前阶段挑战的各种意见、建议，都可以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大题目下装进来。而这也恰恰是政府决策者关心的焦点。因此，种种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主张都汇集到这个平台上相互竞争，影响决策进而影响中国今后的道路选择。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就是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和国际经验教训的比较，确实产生了许多非常重要和有启发性的思想。它对于我们已经达到中高收入之后如何应对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和厘清方向路径，大有帮助。这里丰富的内涵和横向比较的坐标，可以容纳我们今天关于改革和发展的几乎所有主要讨论。
　　另外，这个源于东亚复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还有一个重要成果。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宾塞所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知识渊博的发展经济学家和分析家几乎一致认为非洲的发展前景非常光明，而亚洲的发展前景则很黯淡。”亚洲当时既是全球最贫困，也是人口最多而自然资源匮乏的地区。但二战以来，在全球180个发展中国家中，只有13个发展中经济体在25年或更长的时期内实现了平均7%或更高的增长速度。并且其中成功地进入了高收入行列的几乎只有东亚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 这就颠覆了人们关于人口负担和资源匮乏约束增长的传统观念。换句话说，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无论其概念定义有什么缺陷，它都给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视角，去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实例比较，特别是为我们解剖成功的群体样本、探寻增长跨越的奥秘提供了可能。
　　经济学家对二战之后各个国家和地区增长速度进行了比较，总结了许多国家在增长跨越（如从低收入到中低收入，再到中高收入乃至高收入）上的成功经验，以及不少国家长期停滞、徘徊在一定的收入阶段甚至有的国家从较高收入阶段又跌入更低收入阶段的教训。在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大样本基础上，再去仔细考察那些少数成功或不成功的典型案例。这样，经济学家通过中等收入陷阱的考察和研究，得出了一些普遍性的结论，这主要包括：
　　第一，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体系是成功增长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因为没有一个成功增长或追赶的案例是在闭关锁国的环境下实现的。这与理论和历史逻辑也是一致的。斯宾塞提出，“为什么现代化和增长的快速扩张进程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答案是经济的全球化，包括产品和服务贸易、流动资本的不断开放，最重要的是知识和科技的转让。” 世界银行的几个报告也同样强调了这一点。
　　实际上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所在。因为后进国家已经不必像先行国家那样在黑暗中摸索，而可以直接借鉴和吸收别人经过长时期探索才获得的知识、技术和信息。从1750年前后世界进入工业化以来的260多年历史来看也是如此，早期工业化国家经常要花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跨越的人均收入阶段，二战以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经济体在开放条件下用短得多的时间就做到了（表前-3）。工业革命的最初20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速度也只在2%～2.5%，而二战后的新兴经济体中7%～8%的速度已经不算稀奇（图前-11）。图前-1中显示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在二战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总体快于高收入国家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也是全球化时代大趋同论的依据。
　　
　　第二，市场经济制度是另一个必要条件。这不仅是因为只有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才可能融入全球市场化的经济体系，使外部资本、技术、思想和信息的顺利转移成为可能，还因为只有市场经济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多元化产权制度才能提供充分的利益激励、创新动力、降低产品和服务成本的竞争和满足现实与潜在需求的能力。虽然战后计划经济最初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有效模式，然而实践表明，实行计划经济从而必然在很大程度上闭关锁国的经济体，无论是前苏联、东欧国家、中国、越南、朝鲜、古巴等国，还是在相当时期中多少采用计划经济模式的亚洲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尽管同样有后发优势，但无一例外都没有能实现追赶型增长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距离。
　　以上这二项应当说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议题，而且都没有争议地被认为是经济追赶最基本的条件，不过仅仅这些还不能保证持续地高速增长。用世界银行报告的话来说，“坚守古典理论和新古典理论的建议对于增长虽然是必要的，但并不足以赶上发达国家。” 用斯宾塞的话说，加入国际一体化体系，只是追赶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那么，还需要哪些必要条件，才能充分保证追赶型增长呢？遗憾的是，沿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宽泛的命题，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比较发散了。世界银行2007年的报告中认为，过去15年经济研究文献的思路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规模经济，包括国际一体化和带来新知识的贸易和资本流动。
　　?新知识是推动经济进步的最重要力量，也是规模经济最重要来源，中等收入阶段经济从不断提高的多元化转向专业化，因此从重视投资转向重视创新。
　　?城市是规模经济最重要的联结点，城市化代表更多农村人口分享市民化的服务和发展机遇。
　　?高效管理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特征的经济活动相关的经济租金，政府不可或缺的作用，抑制腐败和保持社会和谐。
　　简言之，按照上述报告的说法，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应当是已经遵循了亚当?斯密的理论，创造了经济增长必备的和平环境、合理税负和良好的司法体系，以及坚持了新古典理论关于开放、宏观经济稳定和广泛投资人力资本的信条，但要进入高收入阶段，简单重复这些是不够的，还需要处理好上述各方面的重要挑战。
　　如果说世界银行的报告因为必须面面俱到，因而多少让人难以准确把握的话，中国国内学者的意见则要具体明确得多。中国学者一般是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翻越高收入之墙这个牵动政府神经的题目，强调中国深化改革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迫切性。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课题组，就提出了在中国面临高收入之墙之际， 经济增长通常会从高速增长下台阶转入中速增长，在各种矛盾和问题集中涌现时，要以“参与促进型改革”来推动发展方式转型。
　　他们认为，这时需要随增速回落相应调低宏观经济增长目标，在经济减速时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企业改变速度效益型的盈利模式，形成竞争性和创新导向的市场环境，打破垄断和深化国企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解决三农问题，形成创新型教育和科研体制，推动收入分配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建成有利创新又分散风险的金融体系，政府由增长主导型向公共服务主导型转变，以及参与促进型改革，促进机会平等、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立鼓励创业创新制度、完善法制环境。特别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等。 
　　上述的这些研究和归纳都让人得到启发，但由于涉及的重点是如此之多，人们还是难得要领。看来，要真正从二战以后这半个多世纪后发国家的经济追赶，特别是东亚五个成功进入高收入行列经济体的经验中把握住核心和确定性的东西，我们还需要新的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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