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主权债务重组沿革,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能源冲击下的拉美债务危机。从1970年开始到此后的10年,拉美国家债务余额年均增长超过20%。到1981年拉美外债超过2
777亿美元,比1970年增加了8倍多。其中,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是三个最大的债务国,其余6个主要债务国是委内瑞拉、秘鲁、哥伦比亚、智利、玻利维亚和乌拉圭。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每年的外债偿债利息超过了GDP的8%,债务吞噬了增长,只能走向痛苦的债务危机。
危机原因何在?表象是拉美举债不慎,所借外债并未充分用于创造国内财富,而是用于改善福利甚至战争,但这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当时的能源危机冲击了全球经济,使欧美经济陷入滞涨状态。美元等主要货币利率飙升,汇率也急剧升值。1979年,当时新任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为应对通胀大幅加息,仅仅两年,美国国债利率便达到17.3%,美元基准利率一度曾高达21.5%。高利率带动了美元的升值,从美元指数看当时美元曾大幅升值超过25%。几乎与此同时,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她采取了和沃尔克几乎相同的货币政策。突如其来的美元加息和升值,使拉美国家的偿债能力剧降,陷入了举旧还新、债务利息远超本金、越还越多的绝境。接下来,债务危机和布雷迪重组变得不可避免。
第二阶段是重债穷国(HIPCs)和全球主权债务的膨胀。全球经济增长和失衡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协调解决,这让人怀疑,在扣除了中国在减贫方面的显著成就之后,全球处于极端贫困的人到底是否有所减少。即便在中国,生活在每天一美元以下的人口仍然过亿。这导致了南撒哈拉、拉美、南亚等部分地区的政府在主权债务方面处境艰难,这些区域也正是反复爆发债务连续违约、拖欠,成为重组的重灾区。在东亚危机之后,全球主权债市场一度陷入混乱,部分东亚国家和俄罗斯等也出现了债务违约。
为什么人类会出现这样的局面:部分国家人均收入超过4万美元,预期寿命超过80岁,但有些国家却有大量人口处于赤贫、饥荒和疾病?人们可以找出一堆原因,但富裕国家对贫困国家的援助严重不足,必然是一种令人难以启齿和不可原谅的事实。
早在1969年,佩尔森报告(Pearson
Report)就倡议,富裕国家从1975年开始,或不晚于1980年,拿出相当于其国民收入总额(GNI)的0.7%,作为对穷国的官方援助。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协议,被172个政府所采纳。发达国家重新确认了0.7%的官方援助承诺。2000年,《联合国千年宣言》被联合国大会决议采纳。2002年,《蒙特雷共识》被联合国大会决议采纳。督促发达国家采取确实行动实现“GNI的0.7%”的援助目标。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富裕国家当中只有极少数北欧国家兑现了对穷国的援助承诺,美国等大国在此领域几乎无所作为。全球发展融资的资金缺口,仍然是泽迪罗报告(Zedillo
Report)中所描述的那样,每年至少缺500亿美元。重债穷国的债务问题不能指望援助和发展融资机制解决,这一点并无疑问,但富裕国家自身通过各种减贫发展目标,承诺各种官方援助,但却又将上述承诺束之高阁,实在令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