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如吴教授序里面提到的“阴谋”，也许会有人说：你这本书也是像宋鸿兵的《货币战争》一样的“阴谋论”，妖魔化外资。对此我同样不否认。古语说：兵者，诡道也。商业竞争也讲谋略：采取法律所允许的一切手段削弱竞争对手，增强自己，这“一切手段”自然也包括秘密策划而图之的办法。事实上会有如学者们通过理论研究假设出来的情形吗——对手非常善良，从不欺骗你，不仅不欺骗你，而且会及时地将他的意图、方法全部告诉你，把你可能会受到的打击、压力提前告诉你，并教会你应对之法，甚至他根本不和你竞争，只与你和睦相处，除了握手就是微笑，然后就是自觉地给你分配合理的利润。其实，我倒觉得，把我列为“阳谋论”更为准确。外资进入中国自然是要通过现有法律所允许的手段，达到赢利最大化的目的，这是明摆着的阳谋，而无需我去“阴谋化”一下。
《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的作者钟庆先生与周其仁、茅于轼、张维迎等著名经济学家就其书中的内容进行对话。钟庆先生后来告诉我，令他吃惊的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多是经济学理论所假设的没血没肉的“理性人”一样，只有张维迎谈到民族产业发展时很激动地说了一句话：“我是研究经济的，按道理本来不应该讲民族责任！”钟庆说：“张维迎的民族情感还没有被‘理性人’磨灭，这一点就很让我感动。后来听人说起，张维迎在这一点上与其他经济学家不同。而实际上只要还有点民族情结，方式方法都好讨论。”
与周其仁先生的对话是通过电话进行的，因为周的腿骨折了。周其仁说：“中国经济发展很快，过去中国什么都不会造，20年前我是从日本往国内背彩电，今天呢？全世界的东西都是Madein
China！”钟庆直接应道：“20年前中国什么都会造，今天什么都造不了。”周愕然。钟庆答：“20年前，中国能够制造原子弹、氢弹、中子弹、卫星，今天呢？电脑芯片、显像管、干线飞机都要进口。”周其仁因中国能组装全球产品而认定中国经济发达，钟庆因中国开放无节制丢失技术力而认识到中国之落后。二人不欢而散。
同样的问题在茅于轼先生那里更有趣。在他家里，钟庆强调中国不仅要组装产品，更要提升技术力时，茅先生在思考之后突然反问钟庆：“什么都由中国做了，那么日本做什么呢？”钟庆幽默了一把：“日本人可以给中国人做鞋。”
在张维迎教授的办公室里，张维迎谈到中国巨大的出口顺差，以说明中国经济的强劲。钟庆却说，看经济实力，不能仅看出口货物数量和出口金额，更要看出口的“物质能量”：
按照劳动价值论，商品是凝结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按照效用价值，因为消费商品获得了无差别的人类快感。在价值的基础上等价交换，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而波动。这些价值都是描述商品的社会属性，实际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还有一个自然属性，即商品由物质和能量构成。物质和能量都最终来源于再生的和不可再生的资源。在工业化时代，地球是狭小的，资源是有限的。即使是可再生资源，单位时间、单位面积下可获得的资源也是有限的。
商品交换是按照商品的社会属性进行，等价交换。但对于商品的自然属性来说，却是不等价的。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国际间物质和能量的流动是不平衡的。中国是物质和能量的净流出国，日本是净流入国。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即创造的商品社会价值越来越大，物质和能量的净流出也加速度进行。但中国的资源有限，是一个抽血的过程，所以中国虽然经济高速增长却走向“贫困”。日本经济增长缓慢，创造的商品社会价值可能是负数（制造业亏损），但由于商品自然属性交换的不等价性，物质和能量的净流入持续扩大，日本越发富裕，实物物价达到与中国相当水平。财富和消费最终要落实到实际的商品上，最终需要落实到物质和能量，即商品的自然价值。商品的社会价值只是反映社会中人的相互关系，实际与财富无关。
对于钟庆这个工科博士的一套理论，张维迎没有说话，按钟庆的回忆：“张维迎听着我的物质能量的进出口新论，似有所悟。”
2005年年底的这桩鲜为人知的公案，是由我策划和组织的。
起因很简单：当时我是一家出版公司的总经理，一位朋友向我推荐了钟庆的文章，论述的主题就是在中日两国的历史转折点上，日本虽然同样受到内忧外患的压力，但是通过有节制的对外开放，比如，一号机引进、二号机国产，实现了民族自强。而中国虽然同样对外开放，但由于缺乏节制，比如，一号机引进、二号机引进、三号机还是引进，虽然制造业表面繁荣，但是技术力丧失，虽是制造大国，却非制造强国。我受到强烈的震动。这是一些改变了我观念的文章，于是决定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