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通过这本书把中国农业的一个重要真相告诉更多的人。
这个真相就是外资控制和渗透中国农业的真相。
社会大众对于真相缺乏了解，有时比真相本身更为可怕。
中国社会的上层精英人士对于中国农业存在的问题始终相当隔膜，我原本以为，这是因为他们对于农业产业链缺乏了解，可是后来才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2008年上半年某天傍晚六七点钟，我对茅于轼先生做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采访。当时，我是《大生》杂志的总编辑，该杂志是国内唯一的农业财经杂志。采访的缘起是我在网上看到了茅先生的一个观点：国家设置的18亿亩耕地“红线”是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按照茅先生的意见，应该打破“红线”限制，让市场决定中国的土地多少用来盖房子、多少用来种地。由于房价高企，这样一来，势必会有大量的耕地转换为开发用地，但也正因为土地供应增加，房价会相应地降下来。
我记得问了茅先生一个问题：“如果因为耕地面积减少而导致粮食减产，粮食不够吃，怎么办呢？”
“可以买嘛！”茅先生的回答十分干脆，他的意见是通过正常的国际贸易就可以解决我提出的问题。
而我了解到的一些历史事实与茅先生想象的情形恰恰相反，即一个国家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买得到粮食。所以，对于茅先生的答案，我并不满意，因而立即追问了一句：“那么，假如人家不卖给我们粮食呢？”
“怎么会呢？”茅先生当即反问我。
出于对老人家的礼貌，我没有立即反问：“怎么就不会呢？”其实就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4月份，海地总理雅克·爱德华·亚历克西因美国减少对海地粮食出口并提高粮食价格导致社会动乱，最后被国会免职。另外，在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和梁国“种桑误国”的故事也是不应忘记的实战案例。
我已经无心再听茅先生的话语，心里只是想，茅先生对于农业和粮食问题也许关注不多，所以不了解这些事吧。
倒是茅先生继续解答着我内心的疑问：“一个国家不卖给我们，我们可以向其他国家购买嘛。”
考虑到采访已经持续了将近40分钟，我没有继续采访下去，尽管心里的问题仍然存在：“假使所有产粮大国均不卖给中国粮食，茅先生，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知道，这是个“较真儿”的问题，对茅先生这位接受过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学者来说可能也是个击中要害的问题。因为茅先生提到的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的办法——国际贸易——的理论根基，就是西方经济学鼻祖英国的亚当?斯密首创、大卫?李嘉图进一步完善了的“自由贸易理论”。而我假设的情形与之截然对立——贸易保护甚或贸易被强行终止。
茅先生所秉承的是基于假设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而现实生活中没有纯粹的市场经济，政治对于经济的左右，使贸易保护成为与自由贸易共生互现的双胞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