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位朋友向我推荐他的新书，是吴敬琏先生写的序，序中写道：
直到今天，我国的社会思潮动荡仍跟对外关系有关。在反对外人妖魔化我们时，我们敏感的神经也难以健全平易。看着年轻一代人激进的民族主义宣言，作为过来人，我们有着一言难尽的感慨。
回忆我一生的世界眼光是有趣的。在冷战时代，我们是封闭的，我们一方面不得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一方面宣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那时自顾不暇，谈外谈洋色变；我们自卑又自大，但为什么我们一穷二白呢？朋友在哪里呢？谁在妨碍我们发展呢？……从国家到个人，我们都离世界文明主流相去甚远。
3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得我们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我们度过了短缺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个人也不再是计划体制下的灰色人，而是跟国际社会近乎同步的文明的受益者。这一经验只是中外文明交往的一个小小案例，却也雄辩地说明开放成全的可能性，而敌意、紧张等等则败坏了文明。事实上，洋务运动、北洋时代、国民政府主政的黄金十年……凡是中国快速发展的时期，都是开放的。
我们富强后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繁荣起来的价值观何在？我们服务于世界和人类文明的关键在哪里？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尚未得以解答，我们社会反而陷入一轮又一轮的弱者情绪里。我们对外尚未知人论世、平等相待，就再度想当然地以为他们有阴谋了……
看了吴教授的序言，我断然决定，我的书不用请他们写序和推荐了。
我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天真认识，止步于我曾经编辑出版过的一本书——《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这本书中，作者提醒我的一段话是：
历史证明这是一个规律：对于弱国来说，贸易保护是抵御市场经济强权、发展民族工业的盾牌。当一国从弱变强时，它就会赞同自由贸易；反之，当一国由强变弱时，它又会回到贸易保护路线上去。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而不是固定的信条，对任何经济规律的无条件信奉都会带来灾难。
从这段话里我领悟到：即使没有战争，世界也不是和平的。世界是国与国之间的对立统一体。国际竞争是永恒的主题。而且，大国欺凌小国是必然的。1936年，有日本媒体问鲁迅：您怎么看待中日之间的矛盾？鲁迅回答说：两家邻居的孩子，一个孱弱，一个强壮，强壮的必然会欺负那个孱弱的。又问：那什么时候两国可以和平相处啊？鲁迅答：等那个孱弱的孩子变得和另一个一样强壮的时候。
正如吴教授序里面提到的“民族主义宣言”，也许会有人认为我的观点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对此我并不否认。因为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的护照是中国护照，我的家在中国。我不可能像没家没国没感情的“理性人”那样去面对现实生活。美国人向中国出口黄豆价格越高，就意味着我得花费更多的钱才能吃上等量的油。我倒是想知道，反对民族情感的人是否和我一样，持的是中国护照，领取的是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