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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不过如此

郁达夫说过一句话，“一粒沙里看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现在，咱们从慈善的角度，来看看中国崛起之快和中国精神之令人震撼。
　　在讲中国慈善家之前，有必要先聊一聊比尔?盖茨和巴菲特——都做过“世界首富”，现在却均常以慈善家的身份为人所关注的两位美国商人。
　　2010年9月底，他们两个来中国走了一圈，在北京的一家酒店里，举行了一场所谓的“慈善晚宴”，或者叫做“慈善交流会”，我从电视上看到的，来捧场的都是谁呢？以中国知名的民营企业家为主，譬如柳传志、曹德旺、陈丽华、陈发树、王传福、郭广昌、潘石屹、李彦宏、马云、张朝阳等人，一些大国企的董事长也来了，比如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中国人寿董事长杨超、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等，甚至民政部部长李国立也来了……
　　我们是不是太高抬这两位美国佬了呢？
　　凭什么对中国人指手画脚
　　他们说得都是那么地动听，可我始终觉得不自在。盖茨说，他和他老婆一结婚就决定，以后不给子女留多少财富，于是找机会把资金转到公益上；巴菲特说，自己的3个孩子也都在从事慈善，每人管理一个慈善基金会，他给每个基金会捐赠了10亿美元。
　　就像中国一句俗话说的，“人怕出名猪怕壮”，在我看来，正是因为盖茨和巴菲特成功了，成为世界富豪了，他们便站在今天的时空坐标里，拿出当年的一个决定、一个想法来说明自己有多么伟大、多么豁达，这是夸大其词。
　　这两位富豪2010年的时候，还向美国400多位亿万富豪发出倡议，号召富人们捐出一半遗产给社会，听说他们还打电话给富豪榜上的许多美国富豪，劝他们捐财产。结果呢，不到十分之一的美国富豪响应了，当然也只是口头上的响应。
　　我觉得，一个人的价值观、慈善观，是内生性的，用不着一位名人来做外在的推手，你是慈善界的标杆，我就得学你，凭什么呢？
　　再说了，就说我没有响应你的“裸捐”号召，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做慈善呢？
　　盖茨和巴菲特被我们神化了。其实你如果问几个美国人：你觉得盖茨是英雄吗？你觉得巴菲特是股神吗？他们一定会以一种非常惊诧的目光看着你，就差对你说一句：你没病吧？
　　在美国人看来，他们只是普通美国人中的两位，只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算是佼佼者而已。钦佩的人不少，但谈不上顶礼膜拜。
　　可是到了中国，他们就被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中国人太爱把一个东西——特别是外来的东西给符号化了。你看，不但把巴菲特称为“股神”，甚至把投资做得还算不错的中国人都冠以“中国巴菲特”的称号，于是就诞生了包括段永平、赵丹阳等人在内的一批“中国巴菲特”，挺壮观，也挺可笑的。
　　慈善其实是很私人的决定，再说，盲目拿美国的榜样来鞭策中国富人，我觉得不合适，也不适用。现在活跃在舞台中央的中国企业家，大多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企业家，但美国不一样，百年老店很多，在这样的情形下，财富观、慈善观并不具有可比性，其实也没有交流的必要。
　　那天的晚宴上，那么多人一起吃饭、座谈，把盖茨和巴菲特簇拥在正中央，众星捧月一般，我看了之后觉得很别扭。中国人其实从来都是从善积德的民族，凭什么由你们现在来指手画脚啊。
　　可以以三个人为例：一个是中国内地的曹德旺，一个是香港地区的李嘉诚，一个是台湾地区的王永庆。他们赚了很多钱的时候，你比尔?盖茨那时还小荷才露尖尖角呢！他们开始捐助社会的时候，巴菲特还在拼命赚钱呢。不要认为中华民族是很物质的民族，我们从来都有慈善的美德，也请勿拿美国的事情说教，你们根本不了解中国。
　　华人慈善家的独特之处
　　咱们就分别来聊一聊曹德旺、李嘉诚和王永庆这三位华人。
　　曹德旺是福建人，外界开始了解他，大体源于2009年初的时候，他在福建证监局举行的一次工作会议上语出惊人，宣布将捐出自己所持有的福耀玻璃股份的七成（市值超过30亿元），成立以自己父亲名字命名的“河仁基金会”。
　　他后来的慈善之举众所周知。玉树地震后，在央视赈灾晚会上，曹德旺捐出了1个亿，他的儿子曹晖代他在台上宣布，“家父还将向西南旱区捐赠2亿元。”之后，他向福州市捐赠4亿元，用于修建图书馆；向老家福清市捐赠3亿元，用于公益事业……
　　曹德旺一时受到外界的强烈关注。其实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已开始做慈善，1998年长江水灾，他亲自飞往武汉，捐出第一笔善款300万元，从此，他的捐款清单就不断延长，数额也越来越大。2011中国慈善榜上，曹德旺以2010年个人捐款逾10亿元的突出表现名列榜首，获年度“中国首善”称号。
　　抛开捐赠资产多寡不说，曹德旺的“首善”一样是实至名归。与众多的慈善家不同，曹德旺的捐赠大多是“亲力亲为”，不管是出资修道路、建学校、盖公园、建图书馆等，几乎每一个工程，他都自己组建团队，亲自上阵。做得多了，曹对工程造价、图纸设计等，如同开发商一般烂熟于心。
　　虽然由于中国慈善事业的透明度和工作效率都难如人意，曹德旺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重要的是他这样做了，而且坚持至今。
　　仅凭这一点，就能够令许多美国的富豪慈善家汗颜。
　　在所有的捐赠中，他向西南旱区捐赠的2亿元最引人注目——他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签了一纸协议——在善款下发之后，由曹氏父子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将随机抽检10%受到帮助的家庭，如发现超过1%的不合格率，扶贫基金会需按照查抽获得的超过1%部分缺损比例的30倍予以赔偿。
　　为实现项目运转，公募基金会一般会收取善款一定额度的“管理费”，行规一般为善款的8%到10%，但曹德旺说，我只出1.5%。中国扶贫基金会觉得“压价太厉害”，退让一步，提出5%的管理费率，曹德旺不答应，最后协商的结果是3%，也就是600万元的“管理费”。
　　曹德旺继续“发狠”。他还为善款发放制定了一个期限，如果在期限内没有发放到位，善款将由他全部收回。因此，曹德旺被称为“中国最苛刻的慈善家”。“信任都是监督出来的”，他说。
　　苛刻是美誉。请问，美国有多少这样认真做慈善的企业家？
　　或许有人会说，美国的监督体系比较好，人家不用像中国这样劳神，一样能做到透明。这样说是偷换概念，如果放在同等条件下呢？
　　我们要强调的，是人的能动性，而不是制度问题，再说，美国的制度真的有那么好吗？我会在别的章节中详述这个话题。
　　再来说“香港首富”李嘉诚。他在2006年的时候表示，未来投入慈善事业的基金不会少于其财产的三分之一，以其约1500亿港元财产计算，基金会将增至480亿港元，这是全球华人私人基金会中金额最高的一个。基金会主要近九成款项是投入在香港及内地。
　　李嘉诚也是一个工作狂。就在他宣布要捐出1/3资产的发布会上，有人问他什么时候退休，李嘉诚表示，他目前头脑清醒，在身体健康还非常好的情况下，他还是会全力以赴处理好上市公司的事务。“如果有一天我的脑筋比较迟钝，我也不会退休，而是要全心全力去做慈善基金会的工作”。
　　再来重点说说王永庆。王永庆2008年去世了，但是，在台湾百年历史中，王永庆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华人企业家，他勤俭节约，打拼数十年，成为了“台湾首富”。后来的首富是郭台铭。现在的新首富则是王永庆的女儿王雪红。
　　王永庆对自己是出了名的“抠门”。他每天都会跑步，但一条毛巾会用超过十年；他喝咖啡也和别人不一样：他倒完奶精后，一定会再用咖啡涮一下奶精盒，然后再倒回到咖啡里，以免浪费；他甚至给子女写信，也选择用薄一些的信纸。
　　这些都是他一辈子的习惯，你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
　　在他去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相关纪念活动的报道，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还在媒体上撰文，举了一个他和王永庆夫妇一起在路边小摊上吃蚵仔面的故事，以说明王永庆的质朴；郭台铭也以晚辈的口吻，在媒体上写下对王永庆的敬佩。
　　一年前王永庆去世时，郭台铭曾在棺木前长跪不起，“这是除了我父亲外，第一次向长辈行跪拜礼。王老是台湾工业之父，更是工业界的领导，大家要学习他努力向前冲的精神。”郭台铭说，“真正英雄死在战场，王老92岁高龄还精神奕奕与员工开会、餐叙，这种精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才称得上是真英雄。”
　　与王永庆的节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生前在慈善事业上又是非常大方的。汶川地震时，王永庆和弟弟王永在以台塑集团的名义捐赠1亿元人民币，这创下台湾企业捐款之最。
　　据台湾媒体报道，最近二三十年中，台塑在慈善公益活动中已经投入了约90亿元人民币。王永庆有一句口头禅：“有钱不拿去做公益是一种罪过。”
　　试问，有多少美国企业家，可以与王永庆的这种精神相提并论呢？一个富人，有了钱后行善固然值得尊重，但他在没钱的时候就心系社会，严于律己，从一而终，更令人敬畏。
　　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那些动辄高唱“美国好”的中国人，你们别那么鼠目寸光了！为什么对曹德旺和王永庆们的精神视而不见？为什么对身边的中华民族的美德漠然？
　　一个自大的人终会吃亏，但一个不自信的人，将来连吃亏的可能性都没有！
　　顺便提一句，日本管理学界最早将王永庆称之为“经营之神”；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曾亲自劝王永庆到美国投资，德克萨斯州甚至把每年的5月19日定为“王永庆日”且延续至今；而美国媒体最近两年，也在热议“曹德旺现象”。
　　王永庆去世后留给子女一封信，我觉得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必要读一读这封信：
　　子女们：
　　财富虽然是每个人都喜欢的事物，但它并非与生俱来，同时也不是任何人可以随身带走。人经由各自努力程度之不同，在其一生当中固然可能累积或多或少之财富，然而当生命终结，辞别人世之时，这些财富将再全数归还社会，无人可以例外。
　　因此，如果我们透视财富的本质，它终究只是上天托付做妥善管理和支配之用，没有人可以真正拥有。面对财富问题，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正确予以认知，并且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营造充实的人生。
　　我本出身于贫困家庭，历经努力耕耘，能够有所成就。在一生奋斗过程中，坚定地相信，人生最大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乃是借由一己力量的发挥，能够对于社会作出实质贡献，为人群创造更为美好的发展前景，同时唯有建立这样的观念和人生目标，才能在漫长一生当中持续不断自我期许勉励，永不懈怠，并且凭以缔造若干贡献与成就，而不虚此生。
　　基于这样的深刻体会，因此我希望所有子女也都能够充分理解生命的真义所在，并且出自内心的认同和支持，将我个人财富留给社会大众，使之继续发挥促进社会进步，增进人群福祉之功能，并使一生创办之企业能达到永续之经营，长远造福员工与社会。
　　与此同时，我也殷切期盼所有子女，在创业与日常生活中，不忘以服务奉献社会、造福人群为宗旨，而非只以私利作为追求目标，如此才能建立广阔和宏伟的见识及胸襟，充分发挥智能力量，而不负于生命之意义。
　　《纽约时报》的客观报道
　　再回到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话题上来。事实上他们那一次来中国，主要是巴菲特要到比亚迪参观，而盖茨是陪同者。巴菲特从买比亚迪股票那一天，就成为这家中国民营企业的代言人——他看好比亚迪，有求于比亚迪（当然比亚迪也喜闻乐见），希望在比亚迪身上赚个盆满钵满，这才是最主要的目的；他的中国行的每一站，也都是由比亚迪公司安排，在北京的那场饭局，也只不过是他的一个秀场而已。
　　他们在北京作秀的那一天，我看到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文章说，美国人自认为向中国出口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慈善。“那是他们自以为是、意淫的东西，巴菲特先生和盖茨先生还不如送一些火药和爆竹给中国呢，他们此行完全是多此一举，慈善事业在中国古来有之。”
　　报道称，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这种热心于公益的名士。有一位叫李时谦，他是旅居在中国北部农村地区沧州的盐商之一，17世纪里有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大手笔做慈善，在当地历史上久负盛名。根据官方史书记载，1639年，李出资1000枚金币赈济饥民，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这笔钱拯救了“无数饥肠辘辘的灾民”。据称，在1688年的旱灾期间，另一位旅居盐商的儿子魏启杰捐出了1万枚金币，让成千上万的灾民得以吃饱穿暖。
　　“为什么外国人对中国的慈善传统知之甚少呢？历史学家没能担起这种历史责任，研究只停留在历史学家的书桌上，大部分人并没能正确地研究浩瀚的慈善历史传统，更没能就此撰写出有价值的文献。”作者写道，“事实是，长达几个世纪以来，给当地的穷人发放药物、冬装，在路边设免费的茶水站，以解路人的疲累等等善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同中国的丝绸和爆竹一样，在中国由来已久，而并非舶来之物。”
　　我看了之后甚为解渴，终于看到一篇客观中立的文章了！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最近十年，尽管中国慈善机制许多地方仍有待完善，但中国富人的慈善意识已经觉醒。《福布斯》中文版有一组数据，2010年全年，按照有据可查的现金捐赠额，第100位企业家捐赠额为1400万元人民币，上一年这一数字是500万元；这100位企业家一共捐出的现金超过80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214%。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是人不是神，这一点听起来是大白话，但现实中确实是不少人有意无意地把他们捧成了神。其实，不少中国企业家对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被抬得太高都颇有微词。
　　中国首富级企业家之一、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说：“比尔?盖茨十几年前是不做慈善的，他利用捆绑销售奠定了他在商业上的地位，但是他也因为捆绑销售问题被欧盟处以五六次巨额罚款，被美国29个州的议会联名起诉要求拆分他的公司，盖茨那个时候宣布辞去首席执行官以退为进马上缴罚款，去一个州一个州游说避免被拆分。那个时候，他怎么没说行善事？”真可谓一语中的。
　　王健林曾收到邀请，但最后没有出席“巴比晚宴”，王健林称一来自己早有其他安排，二是很早以前，他已经宣布90%的资产做基金。“我行善比他们早多了，我1990年开始做善事，虽然行善钱没他们多，但时间上比他们早，某种意义上，我还是他们的老师，所以也没必要再去了。”
　　平民慈善必将大放光彩
　　我想谈谈自己的价值观。我曾在国有企业做过领导，管行政、管总务。老职工去世后，我代表企业治丧委员会要送一程，于是去到火葬场。那个炉子送进去，不管你生前是贫困还是富有，不管你是老百姓还是局长什么的，一把火就烧掉了。
　　火葬场是有故事的地方，最常见的是，逝者的家人要使劲烧纸钱，这样逝者在天堂里就不会缺钱花，这种做法虽然近乎陋习，但是也可以理解。不过，活人之间的送礼，可能就不那么好理解了。
　　当时有一个人去世后，火葬前，他的家人拼命烧纸钱，有人告诉他们，最好给操炉的人送点礼，可以送一只鸡、两条烟、两瓶酒，加一个红包什么的。这样做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把炉里打扫干净，因为前一个被火葬的人是肝病患者，如果骨灰没有打扫干净的话，会“弄脏”后面的人。这家人真的这样去办了。
　　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每次看对我来说都是精神上的一次洗礼，都会引发我对生命的敬畏和思考：我的生命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最后要到哪里去？名和利真的那么重要吗？真的有“另一个世界”吗？
　　我的价值观从那个时候开始转变。一方面，我们应该勤奋踏实工作，创造财富，实现人格自由；另一方面，不能把自己搞得那么疲惫，我也算是经历过很多事的人，知道要寻找快乐之源。
　　最重要的快乐，我觉得就是互助和责任。我后来创办企业，有了一些钱，就想做一些善事，尽一些社会责任；我不需要张扬，这是内心的一种召唤吧，否则我会觉得难受。
　　想想看，家财万贯不过一日三餐，你若一天吃十餐，一定被撑死；广厦万间，你睡的不过就是一张床，你若睡十个床，两个小时换一张，那你累死去。我们有物质需求，但那并不是我们的追求。
　　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开放，再到今天，我们这一代是幸运的，我们也必须负起责任来，其实风尘仆仆一路走过来，我们的价值观会自然而然发生变化，会对财富看得越来越淡，会对快乐和责任看得越来越重。我也曾公开讲过，以后我的财富会全部捐献给社会。
　　去年年底的时候，我看到河北著名的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写的一篇题为《王永庆为什么不写遗嘱》的文章，他在文章里这样写道：“当我们拥有了巨大财富之后，财富究竟去向何方，就涉及人生境界的提升问题了。我们常说奉献，如果让穷人去奉献，他们也可能奉献，但数量很少，当富人去奉献的时候，他们的奉献是很大的，因为他们能做很多的善事。我们应该研究从穷人到富人、从富人到奉献者的境界演变，从穷人变成富人，人的境界没有变化，只是在原始动力的推动下，实现了功利的目标。从富人变成奉献者，人的境界就有了升华，品位得到了提升。”
　　“有人说，把财富带进坟墓是自己的耻辱。那么，如果我们只是完成了从穷人到富人的转变，没有实现从富人到奉献者的转变，同样也是一种耻辱。”孙大午的这番话引人深思。
　　中国这些年的平民慈善现象也令我感动。好多人并没有什么钱，但一样在帮助别人，这种平民之间的互相关爱是最值得尊重的，这才是整个中华慈善文化当中最坚实的一部分。
　　汶川地震后，这种事情集中涌现，我拥有的几个工厂，并没有做任何硬性规定或要求，甚至还没有做呼吁的时候，不少工人就开始自愿捐款。
　　在盖茨和巴菲特来华举办慈善晚宴的同时，当时北京还有另一场晚宴，叫做“平民慈善晚宴”，人均消费只要38元，参与者都是普通人士，好多人是公司下了班，学校放了学，或是商铺收了摊后赶到现场的。北京一所民办学校的一位名叫李占清的老师说，富人或精英主导的慈善事业，在中国可能占到20%左右的比例，“留给我们平民慈善的空间将近80%，所以这件事情做起来是非常有意义，而且空间是非常大的。”
　　顺便一提的是，这场“平民慈善晚宴”上，最前面的两个座位一直是空着的，为谁留着呢？为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留着，当然他们不会来参加，以后会不会来，就不得而知了。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人之初、性本善”的古训，我们的文明意识也还在，亲戚、邻居、朋友只要有危难，都会伸把手，只是还没有上升到慈善的理念。
　　即使我们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这些缺点都可以改，而我们的优点却一直被掩盖——欧美人误解我们太久了。我们有几千年的文化，难道现在我们承认自己的失败吗？绝不承认。我们现在要做的，一边是担当更多的责任，一边像鲁迅说得一样，去唤醒我们的民族意识，让更多人哪怕通过见微知著的事情重拾自信。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绝不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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