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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合纵，亦连横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智慧的外交政策不可或缺。
　　我看到中国新闻网的一个统计数据，2010年，中国领导人外访脚步遍及全球50余个国家，其中有亚洲近邻，亦有非洲远朋；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
　　元首国事访问是双边外交活动中的最高级别形式，对推动两国双边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所谓“大国大外交”，我们现在正显示出这种气魄。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核安全峰会、G20（二十国集团）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三次世界议长大会、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等，中国领导人从未缺席。此外，多边区域合作方面，如中欧领导人会议、东亚峰会、10+1和10+3框架下的东盟领导人会议、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等，中国亦非常重视。
　　中国新闻社在报道领导人这一年密集出访的情形时用的一个词——目不暇接，很是形象。
　　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将许多国家政府的嘴脸暴露无遗。西方一些国家为了让自己尽快告别水深火热，使用各种伎俩，损人利己，把自己的损失转嫁到别的国家的头上。中国从来不玩手段，更不使用什么伎俩。
　　不过国际形势着实越来越复杂，尽管我们要采取措施使本国利益不受侵害，但是面对一些无端的猜忌、指责，中国必须行动起来，加大运筹大国关系力度，巩固中国在新一轮大国关系调整中的主动有利地位；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协力共建和优势互补，夯实发展中国家在外交全局中的基础地位。
　　我认为中国领导人密集出访也是“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之战略淋漓尽致的体现。
　　外媒是如何关注中国领导人密集出访的呢？年中的时候，我看到新西兰媒体的一篇分析文章，同样是这种分析思路：全球金融危机让中国的影响力在国际社会得到了提升，全球经济复苏离不开中国，各国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有助于他们自己走出泥潭。
　　同时，许多重大国际问题，如反恐、维和、气候变化等都离不开中国，尤其是朝核、伊核问题都需要中国的支持。
　　仔细看一下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的国家名单，会发现很多道道。
　　第一，没有忽略中小国家，顾此失彼不是中国的风格，中国的外交更加柔性和灵活，我们也完全做到了立体化和多元化，
　　第二，现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出访，是反击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好的一种形式。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较高，如果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会有多少家以出口为主的中小企业要倒掉，有多少人会失业！自由贸易，是中国的利益，也是世界的利益，但对中国来说尤为重要。
　　其实我们也有幸看到了，这些年我们的领导人出访时，总会鼓励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走出去、强调对外投资；有时候领导人出访时，本身就会带上国内的一些企业家，到了受访国后，甚至会视察当地中国企业项目，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信号。
　　领导人出访时签订的一系列经贸合同，是对中国企业全球化尝试最好的激励。如果你留心的话会发现，好多次领导人出访，都有大型采购团随行的，一方面，我们有巨大的外汇盈余，这正是西方国家所缺少的，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在没有完全复苏的背景下，本身就有着很多的商业机会。这样来看，其实是双赢的局面了。
　　中国的对外投资额，2008年是260亿美元，2009年是433亿美元，2010年则是600亿美元，两年翻了一番还要多。
　　中国的这种主动出击，自然而然会引起西方的曲解。譬如美国之音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有些耸人听闻：《西方看中国龙吞咽世界》；法国《费加罗报》则有些骂街了：“中国那些富足而且为所欲为的毛泽东的后代正在对世界进行报复式的无限度扩张，从企业、土地到港口、债务，他们无所不买……”
　　我看到这些文章后觉得有些好笑，物竞天择，哪里有机会，哪里就有淘金者，这些都是常识，但西方人总喜欢上纲上线，其中掺杂的，分明是他们的不自信甚至恐惧！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做过的一期封面报道《中国买下整个世界：世界应该保持商业市场之开放》，我觉得还算客观，它的观点是，尽管对中国在全球展开并购潮的反对之声很是震耳，但大不可必掺上政治的因素，认为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之资本收购了自由主义国家的公司，天就要塌下来了。事实上，资本家以逐利为目的，既然中国资本的扩张能够为被其收购者——乃至整个世界——带来好处，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私人企业在传播全球化成果的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在全球范围内按照认为合理的方式分配资源，并通过竞争赢取客户。一个不透明的政府可能会控制世界资本，这样的想法可并不受欢迎。如此一来，资源将被官员摆布，而非受市场支配；驱动决定的将是政治原因，而非利益。对此种担心表达的担忧之声愈演愈强。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曾经都是收购的开放市场，现在也开始为中国国家支持的企业创造障碍，尤其在自然资源方面；而且我们很明显能够看到，其他国家也对中国收起了拥抱。
　　“中国威胁论”是个错误，中国造成这样的威胁还有十万八千里：大部分中国公司都刚刚在国外立足。就算在他们最近交易最为活跃的自然资源方面，也没有掌握足够的供给来操纵大部分商品的市场。
　　中国的体系也没有国际人士所认为的那样庞大。国企在中国国内也进行竞争，其决策需要征得双方同意，而非一方颐指气使。走出国门后，他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动机，但有些部门——如国防和战略基建——也过于敏感，不适合他们介入。但这样的领域少之又少。
　　那万一中国国企收购是出于政治而非赢利，又将如何是好？只要其他公司能够满足消费者需要，这就不是什么问题。在竞争市场中，消费者能够选择其他的供应商，那么中国公司就能让人放心地收购能源公司。如果中国企业能将资金撒往世界，倒也不错。美国和欧洲都能利用这笔钱。担心廉价中国资本可能会削弱其对手，能通过加强竞争法更好地解决，而不是把投资拒之门外。
　　不是所有的中国公司都是国有。一些基本上独立，主要还是受赢利所驱。一般说来，都是这些公司将目光投向海外。比如沃尔沃的新东家吉利。现在沃尔沃能在中国售出更多的汽车了；若没有这笔交易，公司前途未卜。
　　中国公司能将新的能源和资本带到全球的没落企业；但影响不会仅有积极的一面。中国公司为在国外取得成功，就必须入乡随俗。这就意味着雇用当地的管理人员，投资当地研发，并平抚当地人的焦虑——比如可以通过在当地上市子公司。印度和巴西企业因其私营部门的传统，价值更加开放的文化，在国外存有优势。而这也没有在中国主管人员的身上消失。
　　中国走向世界，带来的好处不仅仅在商业。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投资，赢利也会更加与世界其他地区保持一致；如此一来，中国对国际合作的热情就可能增长。排斥中国的前进脚步就是对后人的伤害，资本主义不要对自己如此缺乏信心。
　　我觉得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很是精辟！
　　中国领导人密集外交出访，也确定起到了“经济护航”的功能，西方的反对声音肯定不会消停，我们完全不必理会。在当今世界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我们应当掌握主动权，我们是时候去奋力争取主动权了。
　　第三，中国领导人出访日益重视与外国民众之间的亲密接触。举温家宝总理2011年到日本访问的例子吧。温总理5月份在日本访问的时候，专门接待了日本著名的SMAP乐团的成员，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些无厘头：和一支乐队聊天，会起到什么作用呢？
　　事实上作用不可小瞧。这更像是一个信号，什么信号呢？一直以来，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好多时候只是领导人与领导人之间的交流，政府与政府、企业与企业或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交流，最大的一个主体——普通公众，几乎只是“看客”，这显然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要知道，公众对异邦的看法甚至误读，是很容易迅速传播的。领导人到国外访问和当地民众的交流，能很好地弥补这一遗憾。
　　其实回想一下，最近一些年中国的领导人到国外访问时，比以往更加注重与当地民众的对话，像胡主席、温总理到国外去的时候，都会针对访问国家的公众做各种各样的演讲，这是“公共外交”的一项内容吧。
　　话说温总理5月在日本访问的时候，一天到灾区慰问民众，其中有一个小姑娘，是日本福岛县郡山市立金透小学六年级的福岛佳代，温家宝表达了对这位小姑娘和她的妹妹的关心。温家宝回国后不久，收到了福岛佳代的一封信，还寄来了姐妹两人上学的照片和妹妹为温家宝画的画。温总理很快回信了：
　　福岛佳代小朋友：
　　来信、图画及照片都收到了，非常高兴。我已邀请日本灾区的孩子们到中国度假，知你非常喜欢中国，希望你能来。祝你和家人健康、愉快！
　　温家宝　 　　　
　　2011年6月11日　　
　　别小看这封短信，外交无小事，它更像是两个大国外交事务中的一个漂亮的音符。新华社的报道称：“两封跨国信件，传递了友情与帮助，也传递了感动和友好。大灾面前，中国总理和日本小朋友的一面之缘所展现出的，是中日两国人民最宝贵的真情实感。”
　　第四，我们自己的一些变化。2010年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他下飞机的时候，美方官员和中国驻美大使已经在热情迎候，细心的人发现，这次机场没有出现欢迎队伍和欢迎横幅。据新华社报道，这是根据胡锦涛主席的指示精神，经中央同意做出的一项“改革”措施：今后我国领导人出访时，将简化驻外使领馆组织迎送活动相关安排，不再组织当地华侨华人、留学生等到机场迎送。
　　也是在这一年的4月，因青海玉树地震，胡锦涛推迟访问委内瑞拉和智利并随即返京指挥部署救灾。媒体报道称，这是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因国内自然灾害推迟外访；与此同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推迟出访东南亚，并紧急奔赴灾区。正在土耳其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亦决定提前结束外访行程回国。
　　这两个事件都非常令人鼓舞、感动，中国崛起不仅仅是表现在硬实力上，更表现在这些以人为本的细节上。中国正逐步赢得世界的尊重。
　　领导人出访中也有一些好玩的花絮。譬如2011年4月，温家宝总理到马来西亚出访，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为温家宝举行了欢迎仪式，但马来西亚政府的中文欢迎词是“正式欢迎仪式，与他一起温家宝阁下的正式访问马来西亚”，让人看得一头雾水。
　　据《环球时报》，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就此向温家宝道歉了，温家宝作了回应，称这并不影响两国外交关系。马来西亚接着对此事调查了一个多月，终于得出结论：由于时间仓促，一个官员将“温家宝总理阁下正式访问马来西亚欢迎仪式”的马来西亚文，用翻译软件直译成中文后直接制成了欢迎横幅使用。真是令人大跌眼镜！
　　附：“中国模式”再被热议
　　“中国模式”是什么，它是一条可以被很多国家效仿的发展道路吗？中国政府从未有人触碰这个话题。
　　但从西方到东方，它却被大量学者及媒体以不同态度和口吻谈论、争辩。经常主导西方媒体风向的美国《纽约时报》近日再刊发长文，评论俄罗斯执政党到中国开会学习执政经验，称“考虑到中国共产党曾从苏联获得灵感，然后双方陷入漫长的不和，可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中国模式”话题在世界范围内的出现大约始于2000年，随着中国经济数字的攀升几乎同比例增长，2008年以来，北京奥运会、世界金融危机加上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使这个话题达到关注沸点。
　　一些西方人怀着“狼来了”的心态谈“中国模式”，担心这种模式的吸引力增长可能导致世界权力转移，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希望从中国获得社会转型的经验。
　　一位中国专家说，西方模式的影响显然仍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主导地位，中国发展的这几十年对创造一个成熟政治经济模式还太短，因此中国现在低着头发展，不谈模式的做法是对的。
　　“历史性转变”？
　　《纽约时报》网站最近一则报道题目是《俄罗斯领导人视中国为执政楷模》。文章写道，俄罗斯统治者发现了一个未来成功的榜样，统一俄罗斯党越来越考虑如何能够效仿中国共产党，特别是相对顺利地挺过金融危机方面的技能。该党本月甚至与中国共产党高级官员举行了一个特别会议，亲耳聆听他们如何运用权力。
　　美国《数字化日报》则评论称中国成为“新美国”。文章写道，俄罗斯在复制中国的统治模式，这表明全球政治影响力正从美国转向中国。文章把这称为“里程碑事件”：以前从未有过一个超级大国转向中国寻求政治经验。中国经济及政治影响力的加强不会就此止步。很快它可能匹敌美国的意识形态帝国主义。“无疑，中国是当今全球经济舞台上的巨人。而仅仅数十年前这还是不可想象的。当时的常识是：一个有着中央指令经济的共产党国家，又有数百万人挨饿，怎能一跃成为一个金融中心？”
　　《纽约时报》所说的特别会议是2009年9月至10月在绥芬河举行的中俄政党论坛。美国一家媒体说，许多发展中国家钦羡中国，以及中国在过去20年来的快速发展，俄罗斯不属于那些国家之一，亲华通常限于新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是一个亚洲国家，注定要跟欧洲发生冲突）和共产党等边缘运动组织，但这种情况可能要改变：统一俄罗斯党和中国共产党上周在位于俄中边界的绥芬河举行了一个会议，看上去俄罗斯人想要从中国那里学习经验。
　　俄新社报道，统一俄罗斯党杜马党团副主席瓦列里认为，“共产党在中国的主导作用很明显，我们有意关注中国在一党执政的框架内国民社会主要体系的发展、该党在国内进行的经济改革及其在危机条件下建立的经济模式与社会模式的经验。”
　　俄罗斯《观点报》随后以题为《我们有需要向中国学习的东西》的文章说，俄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与俄罗斯不同，中国没有实施价格自由化和全面的企业私有化。中国没有像我们那样出现畸形的价格飞涨。中国同时发展各种形式的私有经济，中国的改革是缓慢和逐步进行的，而我们于1992年全面改变了经济体系。”俄新网称，俄共杜马代表瓦季姆认为，中国共产党稳定经济的经验不仅令俄罗斯产生兴趣，在欧洲、美国与亚洲也受到关注。不过他认为，这些经验并不适合当代俄罗斯土壤。
　　世界对“中国模式”反应不一
　　英国知名媒体人雅克斯著有《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他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西方议论“中国模式”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中国开始经济改革开始的，中国当时刚起步，所以关注有限；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的大背景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动荡；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中国模式”的关注和议论几乎与经济的迅猛发展同比例增长。
　　英国《卫报》曾将2008年称为“中国模式年”。文章说，中国的成功故事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自由民主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中国模式不仅对该国的沿海新精英有吸引力，还成为从莫斯科到迪拜、从伊斯兰堡到喀土穆全球各地的榜样。文章还说，中国的吸引力在西方也在增加。商人、媒体大亨和设计师都拥向中国。
　　本月初，《环球时报》记者在越南采访时，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杜进森所长说，“中国做对了，我们就对了”，“胡志明说过，中国的革命已经照亮了越南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也可以套用这句话，中国的改革照亮了越南的革新之路”。
　　他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3000美元，越南刚刚达到1000美元。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已经成功走过了这个时期，中国的做法值得越南借鉴。一位柬埔寨的分析人士说，柬埔寨是多党制，但现在的政府在发展道路上在悄悄地学中国。执政的人民党希望做大做强，长期稳定执政，同时在民族和解上也学习中国。
　　日本和韩国在政治上采纳了西方的模式，但记者发现日本的学术圈已经有人在做“中国模式”的课题研究，希望找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可供日本借鉴的方面。
　　韩国国内对中国经济发展报道很多，但谈论“中国模式”的不多，很多韩国人认为韩国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桥梁，韩国模式在东南亚和非洲地区应该推广。
　　在非洲，很多媒体都谈论过中国模式，中非通讯的文章称，中国模式对中非具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文章说，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是自身的多元化色彩和从未被外来干涉打断而形成的独特传统，这给了中国发展的扎实根基和永恒动力。
　　“踌躇的世界领袖”
　　《华盛顿邮报》曾在一篇文章中说，20世纪80年代，西方专家曾预测中国政府已穷途末路；接着，西方人认为互联网将不可避免地解放中国，“信息将捣毁竹幕”；后来，中国的稳定使西方领导人希望和预测富裕增加将改变该国的政治体制。但在中国，中产阶级支持或至少追随现在的政治秩序。
　　文章说，当美国在世界各地遭遇民意和影响力打击时，中国却双获丰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冷战结束以来，首次有了不同于华盛顿的自由市场和民主的成熟发展模式。当美国的模式褪色时，中国得到了新的光芒。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9月26日在欧美同学会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说，将“中国模式”称为“中国案例”更准确。针对近期“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之争，赵启正说，中国没有推广自己经验的意思。
　　英国《金融时报》今年的一篇文章把中国称为“踌躇的全球领袖”。很多外国专家提到，尽管中国看上去是这场金融危机中的“强者”，但仍保持了谦逊的态度，在对美国华尔街的批评上，甚至不如美国的盟友欧洲那样激烈，公开谈论“中国模式”更多的反倒是西方国家的媒体。
　　法国一家媒体称，中国在摆脱全球性经济衰退中所发挥的排头兵作用让许多国家对中国模式产生了一定兴趣，但中国可能会以一如既往的低姿态，对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不置可否，以规避可能招致的“树大招风”的消极影响。
　　英国专家雅克斯说，从目前来看，美国模式是“全球性的”，中国模式是“地区性的”，包括欧洲、俄罗斯等在内的多数国家可能不会真学习中国模式经验，因为在他们眼中，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它们已经步入发达国家行列。
　　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现在有西方模式和中国模式，而西方模式中又分为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在中国模式这个问题上，学术界强调渐进性，西方一些人强调政府作用甚至简化为权威政府、劳动力便宜、出口导向等，其实中国模式涉及方方面面，并非他们想象的这般简单。若说劳动力便宜，非洲和南亚的劳动力比中国还便宜；若说出口导向，拉美一直是出口导向型，但都没形成中国模式的影响。
　　一位中国专家说，与苏联、美国都以强力推动自己的模式不同，中国是在踏实地走自己的道路，让其他国家自由地做出判断。另外，不能将中国模式仅仅理解为经济增长。
　　张维为说，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同样也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国家，一个国家的模式不能完美地复制。中国模式的形成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底蕴，只能给人以启发。
　　（摘自2009年10月20日《环球时报》，驻美国、英国、日本、
　　泰国、韩国、加拿大、尼泊尔记者联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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