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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使命

苏联人接管别列斯多克已有两周了,父亲依然没有任何消息。一种不安的情绪钻进人心,生活的历程,正如我所知道的那样,铺展了开来。虽然母亲勇敢地将她的绝望遮掩起来,不让我发觉,可她太容易感情用事,什么都藏不住。在我面前,整个白天都是微笑和闲聊。可一到晚上,背着我,情绪便沉静下来，传来了喃喃的低语和问题。父亲怎样才能与我们联系啊？母亲对着玻波尔姑姑,问得出了声。我们没有电话,通信完全停止,出入别列斯多克也受到了限制。战争改变了以往一切显得正常的事情,俄国士兵和秘密警察们监视着火车和车站。即使对一个孩子来说,这压抑的气氛也是非常明显的。“巴巴”用她安慰的神情告诉我们不要害怕。可我们做不到。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反正已经入夜,就在那时门上传来一声重重的敲击。原来是切卡·伦敦,她住在几条街区之外,是父母亲的老朋友,时不时会来串串门。她是街坊中少数拥有电话的一位，匆忙聊了几句之后,母亲便和切卡冲出了家门。我透过窗子瞧着,树顶那一轮弯月让我看得见她们,直到她俩消失在黑暗之中。
　　父亲和我们联络了。他打电话给伦敦太太,让她来喊母亲。一个小时不到,母亲回来了,她带给我们这样一个消息:父亲是安全的。她和他讲了话。还有,不出所料,他有一个计划。他做了他唯一能做的一个决定，他不能回到别列斯多克来。而现在,不用说,他已经被当成了一个从苏联统治下逃脱的犯人。这些年来,他的种种观点已经广泛地出现在《别列斯多克时报》(本市的犹太人报纸)所刊登的由他署名的演讲和文章中。
　　父亲生于1904年1月2日,是金坡和菲格尔·梅拉姆多维奇的儿子。金坡是一个木匠,早年便从一个脚手架上跌落身亡。他们生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父亲的弟弟在十岁左右就死了。父亲是在一个典型的宗教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时代起,他的左手肘关节就不能活动,这是一场严重天花的后遗症。但这一残疾几乎不易察觉,也没有妨碍他异常灵活地使用他的双手。他继承了他父亲的灵巧和匠人般的技能。自从成为中东欧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斯弗塞”的成员之后,艾萨克·莫伊舍·梅拉姆多维奇的生活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而“斯弗塞”成员又促使他最终加入意第绪社会主义党。这个党派也就是他毕生的理想,为他指明了存在的目的和方向。
　　虽然从外表看来,他矮小、脆弱，可内里他却有源源不断的活力，并且体现出银行家一样的特点--“利滚利”的长远眼光。他又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具有不止一点的戏剧天赋。他的嗓音坚定雄浑，决不会给他的观点造成任何怀疑。像他这样一个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事方面都如此独立的人，现在或任何时候的任何妥协都是不可能的。回想当初，我似乎看到了一个英雄姿态的男人，一个感到枷锁即将落下而拼命反抗、维护自己信仰的男人。他不想成为东方或西方野蛮人的附属物。他判断准确，镇定自若。没有谁，不管是德国人还是苏联人，更不用说那些政委或司令官了，他们谁也别想操纵他或是他家人的生活。毕竟，他独立、思想解放，一名知识分子，一个无神论者，并且还是一个社会党人。
　　社会党，这个犹太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一个犹太劳工的社会主义组织。在19世纪晚期，它在沙皇以反闪族手段统治俄国时发展起来。反闪族主义在波兰也有深厚的根源，经常迫使犹太人从乡村前往中心城市。虽然许多人被重新安置，更多的人放弃了原来的宗教生活，他们却仍然坚守着自己的犹太身份。而社会党运动便成为一座联系过去和将来的桥梁，并且它还让我的父母走到了一起。
　　作为社会党人，父亲和母亲倾向于国际社会主义。他们支持工会，也支持具有自我价值感的犹太工人阶级。他们召集工人开会，会上他们和同事们进行争论，这样做能够驱散弥漫在犹太人群中的消极情绪。他们信仰的不是宗教，而是一种世俗化的、建立在意第绪语这种群众语言之上的现代犹太文化。而当父母亲全身心地为犹太国民生存而奔忙的时候，犹太复国主义--那种让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的历史故园的信仰，对于他们来说就像一场乌托邦似的梦幻，这种梦幻不能提供任何的实际办法来解决全世界犹太人面临的问题。在社会党人眼中，犹太人必须保持所在国中的公民身份，也必须参加到为争取工人阶级权利的广泛斗争中去，无论他们的种族、道德观念或是宗教信仰。非但不要迁回巴勒斯坦，他们应该能够在现实中和谐、平等地生活。
　　虽然我直到多年以后才了解了整个社会党运动的内容，我却能体会到父母心中那种强烈的感情。我永远不会忘记夹在他们当中，笔挺挺地站在别列斯多克社会党运动大会上，聆听着大会的开幕曲--社会党党歌--这首对忠诚的赞歌时的情形。母亲紧紧地攥着我的手，并同父亲齐声高唱，当他们动情地唱到决不放弃为工人阶级而战时，我可以听出他们嗓音中激动的哽咽。站在那种场合，耳朵被这一大群人发出的分贝震得嗡嗡作响，我便明白有什么事正在发生着，这是一桩大事，一桩让人敬畏、永垂不朽的大事。
　　由于我是独生子，他们去哪儿都把我带上，在这样一个成年人的世界中我成长得很快。他们带我参加社会党人大会仅仅为了一个简单的原因：对我进行灌输。我是准备接过火炬、继续前进的下一代，我正在准备着加入斯弗塞。唉，命运总不像人想的那样。
　　我同母亲更加亲近，尽管父亲生活中所做的每件事情都给我留有影响。不过，他不是那种在他进家门时你可以跑上去、钻进他的臂弯、和他拥抱的人。父亲并不刻意需要和孩子保持一定的距离，只不过在这种事情上，他的态度会回复到旧传统上去：养育孩子更多的是母亲的责任；而父亲扮演的角色是训导员和教师。他总是个真正的梅拉梅德，而我，则是个小学生，我可以从他的头脑中获得思想，但我别想用双手拥抱这个人。所以，我回忆不起和他有过多少那种有些父子之间敞开心扉的深谈。他让母亲承担起慈爱和呵护的责任。而在那一方面，母亲是完全胜任的。
　　我的母亲查伊·菲格尔·巴拉金，生于1902年4月16日，她的父母亲都不是职业人士。她的父亲纳赫曼莱普（我的名字就是跟他起的）死于1917年。他是一个拥有自己店铺的谷物商。我的母亲曾经讲过，在传闻哥萨克前来屠杀犹太人时，他是如何用成袋的谷物作掩护来保卫他的家人。她是三姐妹中最年幼的一个。另外两个，萨拉和贝尔莎，在我母亲年纪还小的时候就移居到美国去了。当然，在我们结束噩梦般的旅程之后，她们伸开双手，欢迎我们安全到达布鲁克林，三姐妹重新团聚了。
　　母亲自从十几岁时便确定了教书的志向。她成功地进入同类学校中最具盛名的维尔诺教师学院，并在1926年5月28日以优异成绩毕业。在那儿父母亲第一次相遇了。四年后的1930年，他们在别列斯多克结婚。从青年时代起，母亲便是欧洲争取妇女平等和权力运动的坚定一员，并因此成为社会党人最合适的人选，因为社会党也支持同样的一套理论。像父亲一样，菲格尔?巴拉金抛弃了她父母旧式的宗教观念，但她却仍然热衷于波兰的意第绪文化运动，并沉浸在犹太文学和世俗学科的研究中。虽然母亲是个具备解放思想的女性，聪慧，受过良好教育，而且直言不讳，可她的性格还是最温良的，对他人的感情极为敏感，并能明察秋毫，这使她成为众人热爱的教师。直到今天，已长大成人的男男女女碰到我还会说，他们热爱我的母亲--他们的老师。对我或是我的孩子来说，感觉也是一样。与母亲谈话，总是非常容易，如果有害怕和需要，也可以告诉她。老师什么都理解。
　　诚然，父亲和我之间也有强大的感情纽带。从他那里，我继承了对意第绪语的热爱，还有他对理想、责任和承诺的执著。父亲也遗传给我对盐渍食品的永不知足的喜爱，特别是腌鲱鱼和酸泡菜。泡菜实际上是父亲家族的喜好，他的伯父便是一个腌泡菜的，自己的一小块地就位于别列斯多克城外。父亲有时带我到那儿去，而他的伯父（我也叫伯父）经常带我在一个小湖泊上划着船，检查他那些腌黄瓜。装满泡菜、盐、莳萝和其他调味品的木桶就放在富含盐分的湖水中，直到腌好上市的那一天。我们经常划到那些木桶旁边，打开桶盖，“伯父”和我会尝上一口，看看离腌成还差多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成了一个泡菜行家。
　　不过我对父亲的爱主要还是建立在尊敬和崇拜之上。他是一个绝对值得尊重的人，而且，虽然他不会制造偶像崇拜，但在我眼中，他就是一个偶像。他是我遇到过的最聪明的人。我不仅把他看做父亲，他还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重要的人，一个有理想的人。他把毕生都献给了这个世界，献给了社会，献给了犹太民族和意第绪语。这就是“使命”。他自信，对自己、家庭和朋友诚实，他给我的忠告言简意赅：为更崇高的利益而活，绝不背离使命，或是背弃朋友。最为重要的是，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个犹太人。父亲具有迁移到美国的社会党人身上的特质，就像学者欧文?豪后来归结的那样：热忱、好斗，还有深奥的信念。不过，在社会党主义之前，深厚博大的意第绪文化和其语言本身，那种蕴藏在意第绪文学、歌谣、民间传说、故事与诗歌中的语言，就已成为父亲的初恋。
　　由于它所有的小特点和在心理上引起的微妙感觉，意第绪作为犹太人共有的语言能够立刻将他们联系起来，无论他们是波兰人、苏联人、拉脱维亚人、罗马尼亚人、立陶宛人、德国人，还是纽约东区人。几乎没有什么语言可以仅仅用一个字就能让人莞尔，或使人蹙眉，但意第绪语却可以。学者们统计，有史以来只有4000个意第绪词语印成了文字。汤姆索亚可能还有意第绪口音呢！直到今天，不算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时期，你不管到世界的那一个角落总能够发现一些人正在用意第绪语交流着。
　　意第绪语，这门“母亲的语言”，已经成为了大众的语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全世界有1100万人用意第绪语。希伯来语是《圣经》的语言。在美国，意第绪语曾经可以激起由阶级怨恨所导致的一些政治反应。许多德国犹太人认为意第绪语是一门“低等”的语言，一种阻碍犹太人与其他种族进行融合的本土主义。一些第二、第三代的美国犹太人甚至会把哈西德派犹太人的大批移入看做一件丢脸的事情。留着佩耶斯式的连鬓胡子，穿着黑色的长袖袍子，带着经文护符匣，他们会被当做一群说着意第绪语、修行希伯来古老宗教的中世纪古董。但是波兰、立陶宛和苏联的社会党人原来就是参与1905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语言也是意第绪语。他们拒绝使用希伯来语，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支持为推进世俗主义而发起的新启蒙运动。他们大多数都是不可知论者。
　　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具有可以代表全人类的眼光。我的父母希望我能肩负起这一使命，并将意第绪语言发扬光大。几年后，这种使命感在芝加哥得到了加强。那时我十岁，被带去听一场讲座，演讲者是世界最优秀的文豪和最著名的社会党人之一。讲座是在芝加哥的犹太聚居区--西区的工人俱乐部劳动讲堂里举行的。演讲者是莎洛美?门德尔松，有500多人聚集起来聆听这位伟人的演讲。众所周知，他是伟大的摩西斯?门德尔松的真正传人。人群中有许多人是社会党人，不过很大程度上还是代表了芝加哥中操意第绪语的各界知识分子。那儿有教师、医生、律师、演员、艺术家、作家、大学生、劳工、下里巴人、中庸之辈、阳春白雪--那些生活在意第绪语中、尊崇它的文学、信仰它的使命的人们。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演讲者的身上，好像是门德尔松施了什么魔咒一样。当然，意第绪语用门德尔松嘹亮的嗓音说来，那种雄浑的声气使他的演讲在我心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
　　“获得永恒的唯一途径，”他充满诗意地说道，同时将手指向了天空，“是将你的生命与超越永恒的东西联系起来。”他停顿了片刻。那种“东西”是什么？我想知道。“那种东西，”他回答道，“是一种理想”。
　　我看得见周围的脑袋，包括父母的，都在赞许地摇晃着。如果一个人和一种理想、一个信念、一场运动、一项使命联系起来，并且投身于它，门德尔松解释道，这种理想内在的不朽性便会将这个人带向永恒的境地。当然，美国民主之父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社会主义者们为什么就不应该呢？
　　可能是父亲实现使命的恒心将我们带到了美国。1939年深秋的9月，逃亡的机会之门紧紧地关闭了，看上去我们不可能逃出欧洲这个犹太人的牢笼了。当时父亲的使命便是拯救整个家庭，而他的首要原则是不让我们分开。在一个向种族屠杀发展的阶段当中，人们凭借个人的聪明苟且偷生，为了领先他人被迫计划好每一步，即便事态恶化，心里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直觉变得比智慧更加重要。抉择变得艰难，做个决定也非快不可。为了生存，谁知要作出什么样的“浮士德”交易来？数年之后，大屠杀的疯狂不禁使人想起佩雷兹《无边喜乐》中上帝为拯救哈希德拉比而将整个世界出卖给撒旦的故事来。好像是这样的：在短暂的疯狂时间里，撒旦在失去一切之前尽其所能加以蹂躏。后来，留存下来的犹太人变得比以前愈加强大，并且更为坚定地将传统和文化发扬下去。
　　父亲来电话之后的一天，他透露的消息成了尽人皆知的事情。立陶宛和波兰的边境在父亲告诉我们的当晚就予以关闭。苏联人准备把维尔诺交还给立陶宛人。时间再也浪费不得了。如果我们想团聚，母亲和我必须在当天离开别列斯多克到维尔诺去。之后边境就关闭了。立陶宛就是父亲的避难所。我们疯了似的收拾一通，但只是带了少许东西，因为母亲确信我们过几天便会回来的。
　　两个祖母和姑姑把我们送到车站，大家道了再见，然后我们就上了夜间的火车，那是出别列斯多克的最后一辆列车。我们快成了在黑暗中运动自如的夜行动物。这很奇怪：黑暗，曾经是使一个孩子害怕的东西，现在竟然代表了安全。对于欧洲的犹太人来说，更加害怕的还是白天。我们正从黑暗跑向黑暗，我们的世界正在被颠覆过来，而我们不得不去适应，在阴影的遮掩下，穿过黑黢黢的巷子，沿着没有灯光的小街，走到那幽暗的路上去。
　　火车站的景象简直就像一个疯人院，人们扛着沉重不堪的箱子和口袋，推挤着，叫嚷着。他们都到哪儿去呢？小镇来的犹太人逃到大城市去，而都市来的犹太人又逃到乡间。事实上，一旦纳粹的死亡战车加速驶来，大多数人最终都将待在集中营中，面对着同样的命运。
　　列车超员，一些人被迫坐在他们的行李或箱子上。我们算是幸运的，有椅子坐，而我更荣幸地坐在了窗户旁。通常只有几个小时的旅程，那次却走了整个晚上。那时已没有正常的事情了。列车开得像蜗牛爬，还不时地停上很长一段时间。每次停车我都会醒过来，并朝窗外望望，虽然在那片黑暗中几乎看不见什么。我能感觉到，每次停车对于大人来说都是一次灵魂的折磨，因为没人能确定这车是不是还能再开起来。时不时，司机会拉响汽笛，用刺耳的汽笛声赶走挡道的东西；其他时候，听得见叫骂的声音；一两次，有枪声似的声音传来，但多数时间，停车时四下都是静悄悄的。
　　我们是在早晨到的。维尔诺车站的景象与我们离开时的别列斯多克车站一模一样。真的，甚至不能确定我们是不是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直到我突然看见了父亲。在车窗前奔来跑去，往里张望的人海中间，那是他的脸。他带着他那顶帽子，刹那间我觉得我们的视线相遇了。我冲着母亲喊起来，可列车还在开，所以当我能够指出他来的时候，他却已经在人流中消失了。那是一幕在当时欧洲大陆上不断重复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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