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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逃离入侵者

我在理发店里等着理发。理发师把我放到一张儿童专用的椅子上，这样高度正好。然后他给我裹上白色的罩衣，笑了。突然，街上有人喊道：“关上门窗，客人来了。”一个男人跑过理发店的窗前，尖叫着：“关上门窗，客人来了。”
　　母亲拽上我的手，将我从椅子里拖了出来。她飞快地替我穿上大衣。九月的气候已经有些寒冷，匆忙离开时我的大衣还来不及扣上。街上许多人在奔跑，在拉窗帘，在关窗户，在关门。整个城市潜伏起来。
　　“快，莱勃尔。”母亲一边催促，一边拉我的手。我从未见过她走得这么快。虽然她再没说话，可我能够感觉出她的焦虑。但我想不出我们究竟是奔向什么东西或是逃离什么东西。到达目的地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因为我们去的不是自己的住宅而是父亲位于城郊的房子。这个两层楼结构的砖石建筑是父亲从小长大的地方，祖母、外祖母和玻波尔姑姑也都住在那里。轰炸开始前，也就在他离开别列斯多克的前几天，父亲将我们搬过来。他以为在轰炸中砖石房子会安全些，另外我们也能够呆在一起。人越多越安全，他曾对母亲这样说过。
　　在我们到家之前，玻波尔姑姑和两位祖母就已经在焦急地等着我们。所有的门和窗全部关得严严实实。父亲已经用油漆把楼上大多数窗户都涂成了黑色，因此在灯火管制期间任何光亮都透不出去。像别列斯多克的所有人一样，我们也藏了起来。
　　德国人是列队正步进入别列斯多克的。关于他们来到的消息像未经抑制的病毒一样散布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全城笼罩在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之下。波兰人无论从武器装备上和人数上都很容易被超过，因此这几乎算不上什么较量。胜利者现在开始清点战利品了，波兰军队完全做不出任何抵抗。
　　因为住在城郊，我们最早目睹了他们的到来。透过一扇微开的百叶窗，我们可以瞥到这些抵达的入侵者。坦克车最早开了过来，老远你就能听见它们雷鸣般的轰响。这些多得不可计数的家伙，像一个个怪异的机器人缓缓驶入别列斯多克。当经过我们房子时，它们发出了一种古怪尖利的噪声。奇怪的是，后面竟跟着五个骑马的人。我就这样充满好奇地透过百叶窗看着。他们身穿军官制服，其中一个抬起他的手，好像在向那一长列卡车队伍发布着命令，车上的数千名士兵，沉默而阴郁。
　　我们被迫用另一种方式来审视这个世界。虽然表面上还有少许的人道，但并没持续多久。随即而来的就是命令。在外行走禁止将手插在口袋里。街上禁止聚集。所有人必须遵守六点钟开始的宵禁。如有违反，就地处决。
　　父亲房子的街对面是一座公墓，高高的树木中间，一排排的墓碑整齐洁净。姑姑曾经告诉我，有些坟墓的年代像那些树木一样悠久。对于死者来说，这儿就是终点。而对于活着的人，这却是进城的一条捷径，可以节省整整十分钟的路程。白天，这儿人来人往；宵禁后，便几乎空无一人，但我偶尔可以瞧见有些个胆大的家伙小心地穿行于墓碑之间，神色匆匆。通常在晚饭后，近黄昏的时候，我会坐在楼上起居室的窗前。我曾用钥匙偷偷地在上了漆的窗玻璃上刮了个洞。透过那个小洞我往外望着。我什么事都不做，只是边看边想着事情。世事开始变得丑陋，敌人的残暴显现出来。
　　这都发生在我的眼前。一天傍晚，我无意中看见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快速地转入那条公墓里进城的小路。因为宵禁的时间快到了，所以她走得飞快。她低着头，好像这样可以让她不被别人发现。突然，我看见她身后不远处来了两个德国士兵。当他们赶上她时，他们抱住她，将她摔到地上。他们大笑着。其中一个揿住了她的胳膊，并用手堵住她的嘴，可还是给她叫了出来。另一个压在了她的身上。这些年来，这幕景象不断地闪现在我的记忆里。虽然一直到十岁左右我才明白所看到的东西，可我却永远忘记不了那件事情。它不时地浮现出来，现在还是如此，就像一场反复来临的噩梦。我想我记得这件事情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暴力--我听到了那姑娘的尖叫。这是我所目睹的唯一一次强奸行为。
　　德国人到来后不久，我们搬回了自己的家。轰炸已经结束，所以没有再住在市郊的理由了。另外，母亲担心我们的空房子会引来抢夺的人。还算好，我们回来了，因为之后不久他们就来找父亲了--正如他所预料到的那样，他会作为人质被抓起来。在当时，任何不服从他们命令的人都会被定罪而枪毙。一旦他们进入了我家，这场战争就成了一种私人的事情。我看见了他们的靴子--噼啪作响的黑色靴子，但我不记得看见他们的脸。可能我太害怕，没敢抬头看。还有他们严厉的咆哮声。几个人在房间四处转来转去，翻查着抽屉和橱柜。有一个看见了父亲的衣服便开始叫嚷起来。他在哪儿？他们叱问道。他们的语言与意第绪语有些相似。以前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叫喊，也没有听到任何人对我母亲这样嚷过。她尽可能保持镇静，虽然我看见泪水在她眼眶里打转。她的恐惧传染了我，我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
　　有些东西永远地改变了。盖世太保走后，我们总害怕他们会再来。那天晚饭桌上一片沉默。从此以后，所有人开始小声说话。母亲和外祖母之间也基本没有了交谈。
　　他们的忧惧感染了我。我还在等带剑的武士，这有多傻啊！根本不会有什么斗剑。别列斯多克的武士们在哪儿呢？我不禁要问。难道他们都和父亲一起离开了吗？那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我还能再见到父亲吗？他在哪儿？母亲说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起来，父亲也会与我们联系上的。可她眼中的惊慌证明她说的都是谎话。我觉得害怕了。
　　虽然母亲又回到学校去教书，她还是不准我离开家门一步。每天我都和我的“巴巴”待在家里。有时过来一个朋友，我们便扮大兵玩儿。孩子们中间的谣言和故事也在传来传去，说谁家的亲戚和邻居被侵略者抓到哪个地方干活儿去了。米戎，那个开杂货铺的，被拖出小店，打断了手，就因为两个德国兵说他的面包要价太高。罗切尔?维斯伯格被抓走了之后就音讯皆无。哥德尔伯格家则被一把火烧成了平地。
　　又过了两个星期，至今波兰的犹太教会堂全部被付之一炬。针对犹太人进行的残酷的暴力活动变得经常。虽然街上凄凉得可怕，但别列斯多克的情况还没有发展成疯狂的种族清洗，原因之一是别列斯多克是希特勒和斯大林战前协定的一部分。条顿骑士、普鲁士人、德国人、苏联人还是波兰人，谁统治都没区别。只要是对犹太人，他们都一样。而不管犹太人遭受到何种苦难的境遇，当地人根本没有丝毫的怜悯。例如在1934年，波兰政府公开食言，取消了1919年做出的使少数民族得到民事和政治平等权利的保证。
　　当时，犹太人占到波兰总人口的10％。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更加频繁。犹太人进大学和专业学校在人数上有严格的限制。这种歧视性的法规和限制性的做法成为经济上的桎梏，而到了1935年，随着老革命家、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波兰总理马绍尔·皮尔苏德斯基的去世，情况变得愈加糟糕。到1938年，一连串反民族法规在全国通过，竟包括取消侨居海外的犹太人公民资格的规定。
　　所有尊重少数民族权利的承诺都被扔到了九霄云外。反民族情绪是转移革命运动的现成的避雷针。不过，犹太人还是坚持着自己的宗教、教育和文化传统，他们甚至试图组织政治性社团。20世纪30年代晚期，犹太人在城市选举中不再支持复国主义者，他们投向了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同盟党”。这样一来，后者在1938年和1939年中，获得了包括别列斯多克在内的多个大城市中选举的压倒性胜利。父亲就是这样进入了城市委员会，他就是一名同盟党人。父亲常说，不管用哪个名字，专制国家总是会偷走一个人的思想。在他看来，对知识分子自由的妥协或许是不存在的。
　　作为一个孩子，我还不能领会反民族主义的全部内容。我所知道的是，我们过得还可以，父母亲是受人尊敬的教师，还有一个与我们平行的世界存在，在那儿非犹太人都不讲意第绪语。父亲常常对我解释说，人们做事要遵循一定的规矩，可政治领袖又不断地在改变着这些规矩。母亲也同意这种观点。有时，父亲、母亲还有他们的朋友们，会对战争的不可避免以及波兰为何会首当其冲这些问题而激烈争论。
　　历史、地理和政治是父亲最喜爱的学科。他懂得非常多，这也让我对什么事情都有个了解。父母亲一直在解释着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父亲说，孩子们应该了解历史和政治上的事情，因为它们总是在不停地重演。孩子们必须一直明白周围发生的事情，这样他们就能有所准备。几岁开始学习都不算早，他这样说道。不过教育孩子还是母亲的事儿。我们的关系更亲密，因为她是个容易叫人亲近的人。她不但聪明、具有洞察力，而且有那种常人所说的第六感觉。我还没问，她就知道我要问什么，并且总是可以加以回答。后来，无论我再怎么当心，她总还是能知道哪一天我交易得非常差劲。
　　这样，即使还是一个孩子，我就已经明白历史和政治中的一些东西可以唤起大人们心中的热情。虽然我生性腼腆，可我喜欢待在大人们身边，而且学会了仔细听他们谈话的内容。当然我不可能完全听懂其中的意思，但等我六岁的时候，我的耳朵已经可以辨别出谈话中感情的跌宕起伏。只要谈到政治，他们说话的分贝一定是高高的。之后，父母会向我解释一番。
　　不过，如果必须学习一门课程，千万别忘了政治，即使幼年时也是如此。而在纳粹疯狂地将战火烧到孩子们身上之前，我和我的同学却完全没有受到这一方面的教育。战事肆虐的欧洲让父母迷惘，同样，我们也发现自己面对着的是多变和不定，以及扭曲了的行为准则。整个世界不知不觉地就吞下了希特勒放下的诱饵，并且正在付出代价，犹太人被有组织地灭绝：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孩子。
　　活下来需要脑子和运气，还有时间。可到1939年9月，欧洲波兰的犹太人的命运却被压缩成只有区区几天。当波兰拒绝放弃但泽港，德国便发动进攻，战争从此爆发。德国人从西线打了过来。17天之后，苏联派出的部队从东边进入。又过了两天，德、苏军队在布莱斯特?利托夫斯克附近相遇，波兰就像一块太妃糖一样被分开了。这让犹太人四散奔逃，有大约30万人逃到了苏占波兰，别列斯多克也包括在内。
　　就在几周里，别列斯多克从波兰人手上转到了德国人手上，又转到了苏联人手上。别列斯多克人绞着自己的手，颓唐至极。那些曾经长期治理过这座城市的长者们，现在的境况正如托尔斯泰对历史的描写：最有权力的将军经常不如手下的步兵自由多少，因为他们虽然企图竭力去操纵一些事件或摆布一些力量，可到头来却成了这些东西的囚徒。
　　刺鼻的浓烟逐渐消散，露出坍塌了一地的石块和砖瓦。敌人冲锋时子弹的呼啸声、机关枪的挞挞声还有郊外迫击炮的轰鸣声，当这些声音一同散去之后，一种奇怪的寂静降临在别列斯多克，仿佛这座衰老的城市停下来用力喘息似的，或许是苟延残喘吧。别列斯多克易主的时候到了。
　　母亲带我去目睹了这场奇怪的仪式。我们与数千人一起，排列在别列斯多克的主要大道两旁，大道被中间那条经过精心修剪、长着五彩斑斓的花朵的绿地划分成两半。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场面：德国军队沿着道路的一侧，迈着正步走出城去，过了一会儿，苏联军队从另一侧凯旋似地开进城来。尽管当时明显地有一种节日的气氛，可人们还是无声无息地注视着纳粹离开。看到仇敌撤走，没有人敢公开表示一下自己的高兴。不过，随着苏军士兵的出现，人群中爆发出响亮的欢呼声，突然间，红旗在四处飘展开来，欢迎这些正在到来的“解放者”。现在回顾那个场面，别列斯多克人的心态实在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波兰人好像总是希望苏联人占上风，因为这样他们生还的概率大些。毕竟苏联人从前占领过波兰。同德国人相比，他们还算是个不错的选择。然而，前景总让人心里七上八下的。
　　即使和父亲一起逃走的别列斯多克的精英们对新来的征服者也抱有一定的信心。为苏联军队殿后的竟是那些城委会委员和其他城市的显贵们，这真让他们的家属高兴，一颗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可父亲却没有回来，只有他和另一位密友不在回归团内，这实在让母亲伤心。他为什么没能和其他人一道回来？难道他不想念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其他人都知道和苏联军队一同回来，除了父亲？
　　他怎么样了？没人知道。回来的人告诉母亲说，他是个顽固的笨蛋，他拒绝回来将注定他一辈子要担惊受怕、躲躲藏藏。他们就一直说着这些东西，直到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事情的变化有多奇怪！一个星期不到，所有跟着苏联人回到别列斯多克的人全给GPU--可怕的克格勃的前身抓了起来，并随即被押送到西伯利亚。我们从此就再没听到他们的任何消息。苏联人与之前的德国人好像没有什么分别，他们并不想进入别列斯多克的社会等级制度之中。实际上，回到别列斯多克的城委委员和其他人，自己让自己栽了进去。虽然事实让人痛苦，可一切都清楚了。父亲是对的。他不可以回到别列斯多克来。如果他留在波兰，等待着他的不是纳粹的一颗子弹便是西伯利亚的流放。他现在真正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了。
　　他们就像德国人一样地来找他。这些不是士兵，也不穿皮靴。他们着便装，可话语依旧严厉。母亲可以与他们讲话，因为她的俄语非常流利。不！她不知道父亲在哪儿，也不知道他何时会回来。是！她一听到他的下落便会立即通知他们。想得美！
　　当然，我们没有任何他的消息，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他好像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难道他转入地下成了一名游击队员？母亲怀疑。他还安全吗？发生了什么事吗？
　　“为什么你总是往坏处想？” 我的玻波尔姑姑经常说，“你用不着担心。” 她对我母亲说。父亲非常聪明，又精明，不可能被抓住，她坚持说道。不管怎么说，他难道还能像其他委员那样被抓起来吗?
　　这没用。“那些回来的人们又怎样呢?”我母亲反问玻波尔,“他们也是聪明的人哪。”母亲经常朝最坏的地方想。对她来说,危险无处不在。特别对于犹太人。
　　一个逃亡的犹太人,能够摆脱企图将他毁灭的敌人的几率有多大呢?而在一个战乱纷纷的世界中你又能往哪儿逃?很显然,如果我父亲仍然活着的话,他最需要的是时间--能够想出问题的时间。想出一个计划来。甚至斯大林也通过互不侵犯协定为自己赢得了时间。希特勒并没有开辟第二条战线,否则他将在东面受到苏联人的威胁,这也为他赢得了时间。
　　如果父亲和我们联系上就好了。又一次,我发现自己陷入了等待和恐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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