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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和平与战争 　　在西伯利亚某处一辆呼啸的列车上,我上了有关战略的第一课。那时我八岁，正朝父亲肩头那边瞧着。父亲让我这么做的。他全神贯注地下着一盘棋。对手是个陷入沉思的老头，他双肩拱起，长而白的手指不断捋着唇上浓密的灰色胡须。慢慢地，老头一边嘀咕着一边从座位上朝前挪了挪，好像劲头上来了。 　　“将！”他用意第绪语突然叫道，他的“卒”顶住了父亲的“王”。时间仿佛永远停滞住了一样，父亲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他后来告诉我，他正在三种计策中权衡着。 　　我记不起父亲是如何反攻的，或是谁最后赢得了胜利。然而，触动我的是两人的镇静和走每一步棋时的深思熟虑。他们好像没有听到车轮震动着薄弱的车身发出的那种铿锵节拍。雪霰“啪啪”地敲打着窗户，并化成了水流缓缓地流淌下去，不过这对两人并没有什么打扰。 　　回首1940年年末的那一情景，一切几乎不太真实。两个男人下着棋，悠闲地思考着每一步棋着，仿佛占有了世上所有的时间，又无处可去，似乎除了这局棋赛就没有什么可值得担心的了。然而事实上，时间很快就逝去。我们是一车的难民，为了生存要逃脱纳粹的追捕。真是具有讽刺意味啊，我们就仿佛是别人棋盘上的“卒子”。 　　那场席卷欧洲的灾难将所有一切都颠覆了。什么种族、语言、观念和意识形态，全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并将我们这样的家庭送上流亡的生涯。我们还算幸运，家庭的主要成员--母亲、父亲和我仍然在一起，虽然有时饥寒，身体却依然健康。我不知道留在柏利斯托克的祖母们、我亲爱的玻波尔姑姑，还有我的朋友们，他们能不能侥幸逃出战争这头野兽的蹂躏呢？ 　　在我们沿着西伯利亚的脊梁--5 800英里长的西伯利亚铁路 　　始建于1891年，连接莫斯科与海参崴以及其他亚洲港口之用。 　　前进时,这段旅途充满了未知的危险。在这样一片完全未经涉足的莽原上，几千英里之内都看不到任何人踪兽迹，这辆除了汽笛不响什么都响的列车简直不值一提。在这一带寒冷的边远地区却蕴涵着一种美，一种粗犷的美。熊、老虎、黑貂、驯鹿、还有狼，自由自在地穿行在地球上蕴含量最丰富的几处自然资源宝藏之间。人们用“聚宝盆“来形容西伯利亚，这儿有全世界1/5的黄金和白银，1/3的铁矿和木材，还有数不清的天然气、石油和煤矿蕴藏。它又是世界上最大国家的最大一片区域，400万平方英里，相当于整个美国的面积：满是沼泽的平原、茂密的森林、荒僻的高原还有峰峦嶙峋的山脉，这一切真叫人眼花缭乱，混淆了时空的界限。 　　因为缺少道路，这辆跑在孤零零铁道上的列车，就是一种全能的运输工具，像是西伯利亚运输系统的载重骡马，又像是那时装满孩童和叮叮咣咣的家什、送着成群结队逃难的人们穿过欧洲乡间的牛车一样。虽然难民们惊慌失措，拉车的牛却始终不知道时间对于人们来说是多么紧迫。我们的机务长，好像同样不在意我们内心的煎熬。或许是为了省油，或许是因为天气，或许是路滑，列车速度不紧不慢，车轮的节奏给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没有任何小路可走。确实是这样，因为只有一条路，所以我们经常在指定的中转站（在乌姆斯、新西伯利亚或是伊尔库茨克）孤独地呆上个把小时，等待我们西行的同胞们经过，这样我们就能继续我们的旅途直至西伯利亚的最东端--海参崴港。 　　20世纪30年代，人们扛着铁锹、推着轮车，在斯大林建设苏联工业化的号召下建成了一座座钢铁厂。当战争爆发后，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和他们的工厂从易沦陷区迁往西伯利亚。也就是在这块地方，一些罪犯和政治犯被流放在矿区和劳动营中劳作；还是在这块地方，数百万人在战争前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死去，没有人知道。 　　然而我不希望跑到故事前面去。回忆总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旦回忆开始，思绪奔腾而来。不过回忆也有神奇的力量。你几乎可以在任何一点停下来，重新回想一遍，将那些陈旧的形象赋予崭新的意义。关于回忆还有一点，它是一道安全阀。通过回忆你幸存下来。 　　每个人迟早会静下心来想想自己生命艰难的时刻--有伤痛，有失败，有不公。我们都愿意相信随着生命的继续所有这些都将被遗忘，但你永远不能真正地将这段个人历史遗忘，因为正是这段历史塑造了你，并在你的阅历中留下了婆娑的印记。 　　将近一年半之后我才登上那辆西伯利亚的列车，这一年半时间以来我的家人都在跟盖世太保或克格勃捉迷藏。或许我太小，或许父母庇护得太好，所以不能完全意识到被逮住的后果。不过我还是感觉到了我们的逃亡。虽然那段时光有时让人觉得像是一场辉煌的冒险，但一直伴随我们的感觉是：我们在逃脱一种非常邪恶的东西，它好像是一个巫师，近得连口中喘息的热气都已经撩上了我们的脖颈。 　　我是伊萨克?梅拉姆多维奇和菲格尔?梅拉姆多维奇的独生子。父母都是意第绪语学校的教师。母亲在格罗瑟学校教一年级，这个学校是别列斯多克第一所政府批准的、可以用意第绪语教授所有课程的教区学校。学校正式的名字叫格罗瑟人民学校，是按创建人即第一任校长的名字取的。我父亲在高年级教数学，而且写了三本该专业的书。这些书成了波兰意第绪学校的标准数学教材。这些学校还是世俗化的，并不进行宗教方面的教育。对于当时在整个东欧新兴发展起来的现代犹太社会群体来讲，这些学校是宣传自己文化的窗口，并且使他们引以为豪。在那里提供全套课程的教育，为此也受到波兰政府的嘉奖。这便意味着，这些学校的毕业生能够升入高中甚至大学，这可算是凤毛麟角了，因为犹太人几乎难以获准进入高等学府。 　　我的父母一般早上天刚蒙蒙亮便离开家，傍晚回来。那段时间里，通常是外祖母看管我，但有时候，父亲的妹妹玻波尔姑姑会过来照料一下，那可尤其让我高兴。她当时二十出头，可算是个美人儿。外祖母叫伊特科?凯尔拉?巴拉金，我则叫她“巴巴”。我们一块儿住在别列斯多克第七法斯托夫斯卡大街的一所房子里。别列斯多克位于波兰东北部，以出产纺织品和制成品而出名，毗邻俄罗斯，大约是在波兰首都华沙和立陶宛首府维尔诺（今维尔纽斯）的中点上。别列斯多克斯是一个政治皮球。1310年建市，1795年归附普鲁士，1807年属于俄罗斯，1921年则并入波兰的版图。 　　然而，真正让别列斯多克闻名于世的不是纺织匠，而是它的那些面包师傅。在过去的几年里，别列斯多克由于美食而著称，尤其在美国，那儿的面包屋、熟食铺和食品店都出售“别列”包，一种摊平的早餐面包卷，这便是别列斯多克师傅们的创造。与更为流行的“包兄”百吉包不同的是，“别列”包中间没有孔，这样便腾出更多的地方涂抹奶酪。作为生活在这个出产“别列”饼的城市的孩子，我热爱“别列”包，吃的时候喜欢加上青鱼肉或青鱼尾。我还喜欢外祖母亲手做的“查拉”包，一种抹上蛋清的麻花状松软面包条。 　　在厨房的中央，摆着一个大肚炉子，看上去像是一尊无头的黑菩萨。它烧的是煤炭和木块，用量非常大。一大早，天还没亮，外祖母就会起来生火准备早餐。木块燃着了，好似起了一场微型的森林大火，先是噼噼啪啪地响着，然后腾起黄色的焰苗，火光透过炉子前面的通风口，使黑暗的屋子里产生出奇特的光影效果。这架炉子担负着双重任务，在漫长的冬季，它要给我们取暖，还要为我们烧饭。不过我们还算幸运，在餐厅的显著位置，还有一座时髦的白砖壁炉。说它时髦，因为壁炉的烟囱用砖砌在墙里。有时，在那个神秘的炉门里面会用小火煨上一大罐杂烩汤，那个炉门我被警告过不要乱碰。杂烩汤是一种浓稠的肉汤，里面有牛肉、土豆、洋葱、胡萝卜、青豆，放上调味料，加上水煮。这可是真的煮。“巴巴”会从前一天晚上一直煮到第二天中午，她是那么小心翼翼，整个时间里绝不许汤料泼出一点，那汤绝对称得上是“玛纳”。 　　教师的生活相对来说是舒适的，在社区里也享有一定的声誉。父亲是犹太城委会数位委员中的一名。我们住的小木屋是母亲从她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她父亲在我出生之前便去世了。这是一所带走廊的平房，有一间卧室，一间有坐卧长椅的大餐厅，一间厨房，一个阁楼（外祖母的睡房，这在犹太人家中可是少有的奢侈）以及一间室内浴室。父亲（我当时相信他可以做任何事情）亲手排设了浴室里的管道，并非常自豪地向我演示如何拉下链子，水是如何从头顶上的箱子里喷涌而出的种种过程。 　　作为一个还未上学的孩子，我尽可以按自己的想法自由行事。街道上的孩子大多比我大，整天待在学校里。而我却经常游荡在外头，随心所欲，天马行空。我自己创造游戏，或是将母亲头天晚上讲的故事表演出来。有时，那张坐卧长椅会变成一艘海上的行船，我呢，则在船上和一群海盗搏斗。有时，我又成了一名探险者，在我家和邻居之间的狭小空地里偷偷摸摸地走来走去。 　　最终，上学的日子到了。1939年8月，在我们即将被混乱的战争扫地出门的时候，我上了一年级。我刚满七岁，非常希望在一天中可以看见父母亲。不过他们却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向我解释说，到他们任教的学校去上课，这不好。他们不想让学生、家长或是同事们认为我有优势，或认为我是“老师的宠宝宝”。所以，令人难受的是，我进了另一家意第绪语学校。分离是痛苦的。有生以来第一次，我离开了父母和我的“巴巴”。我感到害怕，在某种程度上，我还觉得是被遗弃了。在我与新教师见面时，面对她向我伸出的手，我竟然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扇了它一巴掌。母亲当时尴尬得无地自容，我真是令她气得不行。 　　1939年有近350万犹太人生活在波兰，波兰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犹太散居点。他们都是波兰已繁衍千年的犹太文化的传人。别列斯多克160万居民里，有4万左右是犹太人。我们混杂在一起，当然犹太人通常住在特定的犹太社区中。没有歧视性的所谓“犹太区”，但却存在对犹太人的排斥情绪。这种情绪在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声名狼藉，即使像我这样一个小孩子，也可以经常听到：“犹犹，滚到耶路撒冷去。”我还能记得当时听到这种侮辱时的困惑。耶路撒冷在哪儿？我们为什么要到那儿去？不过这还是可以忍受的。不管怎样，父亲是犹太人，而且还是别列斯多克城委会的委员--波兰正在努力进入一个“启蒙时代”。 　　别列斯多克城南大约100英里开外，就是卢布林城--因那儿的《塔穆德经》和犹太神秘哲学研究学者而驰名全欧的“犹太人的牛津”，16世纪第一所犹太高等学校在此建成。1939年，240万人口的卢布林城号称有4万犹太人。战后，任何一个城市中剩下的犹太人都出不了一个“祈祷班”，即由十名犹太男性组成的进行犹太法定祈祷的团体。波兰历来都是邻居们的受气包。“波兰”的词源是“波兰涅”，意为“平原上的人们”，指的是那些于基督诞生前便定居在欧洲的斯拉夫人。波兰边境少有山川，因此不断成为邻国扩张版图野心的牺牲品。1795年，它被俄、普、奥三国瓜分，从地图上消失。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才又作为一个主权国家重生。后来，即1939年，波兰又遭德国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由此点燃。它再一次被蹂躏，起初是德国人，接下来又是苏联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将由波兰管制的属于东德的5万多平方英里的领土和10万平方英里的波兰东部土地同时归入苏联）。在波兰停止存在的阶段中，罗马天主教堂成为波兰国的象征，维护着波兰的语言和文化。 　　同样，通过犹太教会堂、拉比和学者们的努力，犹太社团和文化能够保持完好。不过，我出生的时候正好是犹太世俗化运动逐渐波及欧洲的20世纪初。我的父母亲都是改革派犹太人，他们已然摆脱了父辈们传统行事方法的束缚，成为新一代的犹太知识分子，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世界公民。这些具有尘世观念的犹太人本身就有权利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在他们的理想世界观里，种族和宗教差异不再重要，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我记得母亲唱过的歌中，有一首便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弗里德里希?冯?席勒作词的那一段--《四海皆兄弟》。（这首颂扬平等的丰碑之作竟是出自一位德国诗人的笔下，这真是讽刺）。不错，在我们的家庭里，我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都将此观念奉为真理。直到后来的生活中，在屡次受挫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个世界并不是我父母教导的那样。 　　这样，正统的做派和宗教的形式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它们被尘世的观念替代了，与犹太的道德观、历史、文学、文化、节日，特别是意第绪语言缠绕在一起。我父母可谓是热情的意第绪语专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波兰政府按照国联签署的条约承认意第绪语的存在，并给予犹太人在初级教育中运用这种语言的权利，这也就保证了犹太人的民事和政治上的平等以及文化上的自治。 　　虽然和非犹太族人一起时我们说波兰语，意第绪语依然是我所学的第一种语言。无论是在家里、上学时或是街上，我们都说意第绪语。不过，那是一种书面化的意第绪语，即纯正，语法完美--不管怎样，我父母毕竟是排位最高的意第绪语教师（直到我成年以后，才惊讶地发现原来意第绪语也有骂人的脏话）。父母是东欧犹太人的后裔，那儿的犹太人成百年来穷困潦倒、受尽迫害，还要遭到沙皇、哥萨克人和一帮地方官僚们的种种凌辱，组织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竟好像成了他们打发时间的最好方法。尽管他们贫穷，尽管他们受到暴力对待，尽管他们被迫生活在所谓“栅栏”的指定区域里，他们依然信奉上帝，上帝对于他们来说依然是伟大的、唤起希望的弥赛亚。“对于他们来说，《圣经》是活生生的现实，”历史学家欧文?豪和肯尼斯?李勃这样说道，“它代表着承诺，它是智慧的源泉，它是行动的导向。” 　　在这一点上，父亲与他的祖先开始有了不同。虽然他还是坚定地相信犹太文化的价值核心是学习，但他对于弥赛亚式的希望已经兴味索然。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因此并不能感受到履行仪式时带给精神上的那种愉悦。而我的母亲，尽管她绝对不碰教规禁食的食物，可她还是波兰犹太人中较早改革的女性之一。事实上，与当时多数同龄妇女不同的是，菲格尔?梅拉姆多维奇在家中平等地分担家务，在外面则是教师互助会中的一名专业成员，她对于改革思想的执著与热衷丝毫不逊色于她的丈夫。在他们这一帮人中，有些偶尔会聚集在我们的餐桌旁，男女的权利看上去并没有显著的不同--大家都认为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抒发自己想法的权利，这不，他们一边喝着茶，吃着“巴巴”烘烤的蜂蜜蛋糕，一边讨论着波兰犹太人新时代的到来。欧洲生活文化中的一件怪事便是妇女当众提及丈夫时应该叫他的姓。所以，当母亲说到父亲时，她会称他为“梅拉姆多维奇”。名字是用在私下谈话里的，母亲用父亲的中间名字叫他:莫伊舍。 　　我不能肯定究竟父亲是在几岁时摒弃了犹太教，因为他在犹太儿童宗教学校中度过了他的幼年时光（实际上，他有相当深厚的犹太教知识）。我猜大致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那时欧洲许多怀有理想主义的年轻知识分子纷纷将目光从宗教转向了科学和人文主义。他们在两种思维方式的碰撞中挣扎：一方面他们继承了哈希德派中的传统主义，另一方面又为现代主义这一横扫东欧犹太社会的尘世化进步思潮所吸引，这是18世纪哲学家摩西斯?门德尔松和戏剧家哥特赫尔德?莱辛的思想遗产。这两位现代犹太思想的先哲共同缔造了犹太改革思想的观念，并且发公开谴责犹太分裂主义的先声。摩西斯?门德尔松，这个来自德国德骚“犹太区”的小驼子，作曲家费列克斯?门德尔松（出生时即受礼为基督徒）的祖父，勇敢地担当起了把犹太教推广出“犹太区”并将它领向新启蒙时代的使命。在这样一个时代中，犹太教的信条不会与一个非犹太世界中的生活起任何冲突。门德尔松的革命性思想发展成了现代犹太尘世化运动，这一运动的副产品便是大批世界性的艺术家、作家、音乐家和科学家的涌现--人数之多，与犹太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微小比重是完全不成比例的。20世纪早期，这场世俗化运动虽然还处于幼年阶段，但对于欧洲犹太人中的年轻一代已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将像我父母及其同龄人吞入了它的汹涌潮流，将他们卷离了父辈们的传统。父亲于1923年11月26日毕业于德列日大学，修完了现代学、数学和人文科学的所有课程。 　　这样，父亲最欣赏的作家（晚些时候也成了我的）是用意第绪语写作的埃佐克 L. 佩雷兹也就没什么令人惊奇的了。佩雷兹是意第绪语文学巨匠之一，与笔名为蒙德尔?莫车尔?斯夫利姆（书商蒙德尔）的沙洛姆?雅各布?阿卜拉莫维茨和笔名为绍勒姆?阿莱西姆（和平与你同在）的萨拉蒙?拉宾诺维奇齐名。佩雷兹是所谓的“启蒙者”，对犹太历史和民间传说有着根深蒂固的热爱，却在传统教义和蓬勃而起、越来越为新兴犹太大众接受的世俗文化运动中发现了共通之处。事实上，佩雷兹给古旧的宗教理念和仪式赋予了崭新的含义，并进行了新的阐释和实际运用。与佩雷兹一样，对于神圣的玄学和正统的天地概念，以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观念，父亲都已不再相信。相反，父亲信奉的是比《十诫》中信条要求更高的道德观。其实，父亲的道德观就包含在佩雷兹的短篇小说《若非更高》中。道德观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人存在的内在需要，如人类之间的平等一样。 　　父亲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数学家，从行业角度来讲是一名教师，而从性格本质来说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在所有这些头衔之上，还要加上“顽固不化”。只要认准了一种立场，在写作或是做人哲学中处处都会流露出这种态度。他身材矮小，发际渐退，但却腰板笔直，在整个一生中，他都是一个不昧良心、独立行事的人。有时候，这条人生道路也会拐上几个奇怪的圈子，就像纳粹挺进别列斯多克前不久发生的事情那样。 　　德国于1939年9月1日对波兰发起了全线进攻，由此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别列斯多克对于第三帝国来说，几乎算不上什么军事威胁，可德国的轰炸机还是飞到了这个手无寸铁的城市上空。它们的炸弹随机地落在了那些“该你倒霉”的目标之上。其中之一是市政厅，这座19世纪早期的大厦便这样化为灰烬。“闪电”部队的兵临城下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市长匆忙召集城委会会议，父亲正是其中的一名委员。当时只有一个问题：城市委员会的大厅已经不见了。而城里主要的犹太教会堂格罗伊瑟堂却依然完好无损，因此市长询问拉比是否可以在那儿召开城委会。拉比答应了，但条件是所有的委员们必须戴上犹太圆顶小帽，这符合犹太教中关于进入犹太教会堂的条规，以示对上帝的尊敬。市长和所有的委员们一致同意，只有一个人唱了反调，这就是我的父亲。他恰好是少数犹太委员之一，却说如果戴了帽子便拒绝进入会堂。按照他的原则，他不会认同任何形式的宗教，而戴上帽子就是重演一种仪式。真是不折不扣的梅拉姆多维奇。 　　虽然他抵制了那次会议，但他还是同意了一起逃亡的计划。市长和全体城委委员--别列斯多克市的政治中坚，竟企图在纳粹到来之前和其他一些有头有脸的市民们一块儿离开这座城市。这些市政官员们听说纳粹会利用别列斯多克的知名人士作为人质。如果一旦出了什么差错，人质就要负责。在他们天真的想法中，留下来的家属们将会是安全的。但我们不知道的是，纳粹会阴谋将犹太人从小镇和村庄中撵出来，强迫他们长途跋涉到大城市，最终在那儿集中，从而与波兰人隔离开来。在一些城市中，犹太人被限制生活在犹太区中，别列斯多克以及华沙、卢布林、克拉考、威尔诺还有罗兹就是其中主要的几个，后来600万犹太人像牛群一样被运送到死亡营，在那里他们被屠杀殆尽。这可比世界听说达乔、布亨瓦尔德、奥斯维兹-比尔克瑙、迈达内克、贝尔根-贝尔森或是忒瑞布林卡要早得多。到1939年9月底，德国和俄国便准备瓜分波兰了。虽然当时斯大林正指望与希特勒签署互不侵犯协定，俄国还是和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达成协议，获准建立军事基地。作为回报，俄国将那时仍是波兰领土的维尔诺返还给立陶宛。距离波兰边界不远的维尔诺历史上就是立陶宛的首都。欧洲地缘政治的鬼把戏当时可真是频频上演啊。 　　当然，我对父亲的出逃计划一无所知，直到城委会后好几天之后。那时已经半夜，天上没有月亮。母亲叫醒了我，给我穿好衣服。 　　“我们要跟你爸爸说再见了。”她一边低声说着，一边拉着我的手走出家门，来到别列斯多克空荡荡的大街上，四周一片漆黑。尽管我看不到任何战争的迹象，可我还是可以听见周围建筑物不断回响着高射炮射击的声音。 　　在一个空空的停车场上，我们遇上一群人，他们在一辆帆布顶棚的大卡车旁来回走动着。城委委员的孩子、妻子和家属们在那儿与他们道别。我看见了父亲，便跑上去。妈妈眼里含着泪，所有人眼里都含着泪。父母亲拥抱了片刻，然后父亲和其他委员排队登上卡车，开走了。没人知道他们的目的地。 　　我记不得当晚父亲到底说了些什么，不过他在道别时用了一种试图让人放心的语调。是政治让他离开的，或许也能把他带回来。可20世纪30年代的世事是不会如此流转的。安全和自尊这样一些标准已不再重要。欧洲是在政治发展的推动下昌盛起来，这不假，可倚靠战争机器--坦克、飞机和机械化军队的强权政治却像当年从亚洲突袭而来的蒙古游牧骑兵那样横扫了这片土地。 　　我还未听过炸弹爆炸声音之前，战争在我脑海里更多的只是一种虚张声势，而并不是纳粹的万十字标记。我幻想战争可能是在别列斯多克大街上的一场斗剑。勇敢的别列斯多克人对阵野蛮人，从一条街道打到另一条街道。战争可能只会在大街上进行。旁边小街上的生活，比如说我生活的这条街道，还会一如既往。 　　这种幼稚的想法很快就被现实推翻了。突然之间，整个世界变得喧嚣可怕。教堂的钟响着，防空警报响着，流言纷纷，炸弹爆炸声和炮火声响彻街衢，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面孔上流露出的恐惧--纳粹那摧毁一切的战争机器所带来的痛苦和绝望纷扰着人们的心。 　　随后看来，我对战争的幻想虽然幼稚，但也并非差得太远。不幸的是，波兰军事装备还只是19世纪的一些老古董，就像我们在城里的房子一样。淌着泥泞，冒着冷雨，挥舞着长矛大刀，波兰骑兵就这样向德国的坦克发动着冲锋。27天后波兰便沦陷了。 　　现在我们只能等待着征服者的到来和命运的裁决了。 第 1 2 3 4 5 6 7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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