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

　　“目前，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作为一个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还存在着效力冲突、弹性过大、自由裁量幅度过宽等问题。为此，我建议注重发挥制度的导向、惩戒功能，为惩治腐败统一标准、规范程续，切实解决‘不敢腐败’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监察厅副厅长储亚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储亚平说，发挥制度的惩治功能，一是要多管齐下。建议综合运用法律惩罚措施、党政纪惩罚措施、组织惩罚措施和经济处罚措施，形成一套全方位的惩罚体系。同时，积极探索降薪、取消荣誉、退休金和任职、从业资格限制等制度；二是要突出重点。建议针对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等重点领域、企业重组改制以及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等重要环节，制定惩戒性规定；三是要规范程序，充分发挥法律诉讼程序的作用，建议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不断完善党纪政纪调查、处理、申诉办法和证据规则等，为依纪依法惩治腐败提供制度依据。
　　对于如何发挥制度的规范功能，储亚平认为，应建立一套科学的权力配置制度体系，用制度进一步规范行政权力，建议制定《行政许可法》配套制度，构建一套由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的制度体系。

民建中央：建议制定《反商业贿赂法》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反商业贿赂的立法从无到有，从简到繁，已经初步建立了预防与惩治相结合的体系。民建中央在今年的两会提案中认为，现行的反商业贿赂立法还存在着诸多缺陷。要有效地遏制商业贿赂，必须完善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制环境，制定《反商业贿赂法》。
　　民建中央建议，首先应科学界定商业贿赂的概念。由于行贿者、受贿者主体及利益交易的表现形式具有不特定性，因而执法部门仍然沿用对传统商业贿赂的定义，很难揭示今天商业贿赂的本质及多种不特定性，所以必须对商业贿赂重新进行定义。新的定义应概括行贿主体、受贿主体的广泛性和可变性以及利益表现方式的多元性，并与国外同类立法相一致，为司法工作提供法律依据，使采用各种手段规避法律的行为得到制裁。
　　民建中央认为，从目前我国反商业贿赂面临的形势看，制定一部独立的《反商业贿赂法》势在必行，不仅可以解决目前部门立法与政策之间的矛盾及政出多门的问题，而且有利于综合利用好反商业贿赂的司法资源。
　　《反商业贿赂法》应包含相关的民事、行政和刑事等的法律内容，并同时具有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双重性质。并积极推进《反垄断法》的立法进程，有效遏制商业贿赂的根本性措施。同时，应贯彻实施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包括：严厉打击幕后交易、建立黑名单制、对政府集中采购进行专项审计、规范招投标中介咨询机构的行为、加强对中介机构资金来源及用途的监管、将集中采购列入每年各级人大的专项监督等。

任玉岭：强化政府执行力改革以罚代法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认为，如今奢靡之风严重、商业贿赂渗透进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各个地方，官商勾结随处可生的情况下，使得很多政府权利成了少数官员的“寻租”筹码。权钱交易既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也使政府的执行力大为削弱。政令梗阻、有禁不止的泛滥，确与某些官员的腐败相关。
　　他举例说，减排污染的目标迟迟难以实现，这固然与污染环境的产业发展有关系，但有关管理部门以罚代法，只罚不减也发生很大作用。我们有些地方的环保部门为了给亲戚、朋友、七姑、八姨安排工作，造成环保队伍严重超编。在财政较少拨款情况下，要保大家有收入，便把赚钱的目光投到对排污的罚款上。正因为排污的不断发生和扩大，给一些地方的环保部门带来了创收和效益，所以减排污染并不是某些环保管理部门希望的。污染减排困难、指标难以实现应该说与这种利益连结机制的存在直接相关。还有一些人，因为接受了排污单位的贿赂，更会同排污单位纠缠在一起，不执行上级的政令。
　　任玉岭表示，政府的执行力，是政令畅通、行政效率的保证。因此，要强化政府的执行力，必须要重视反腐倡廉，要改革以罚代法，促进和谐发展。

赵喜林：廉政要从细节做起

　　全国政协委员、陕西艺林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喜林在今年的提案中认为，一个称职的党员领导干部，首先要从自己的一言一行开始严格管理和约束，从细节做起，才能正本清源，真正做到廉洁从政。
　　赵喜林认为，党员领导干部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勤俭节约的传统丢不得，麻木不仁的思想要不得。在集中精力抓经济、奋力拼搏求发展的过程中，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组织者、参与者，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都应该牢固树立勤俭节约的思想，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果你在工作和生活上不注意小节，“吃穿讲高档，处处讲排场、公款高消费”，在享乐上相互攀比，就会引起老百姓的反感，就很容易腐化变质、犯错误。另外，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说，侥幸的心理存不得。“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纪检监察干部常常讲到的慎微、慎独、慎初，都是细节决定成败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