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

　　位于陕北延安山窝窝里的寨子峁村小学是一个只有六名学生的学校，校舍由一口三孔窑洞构成：一间教室，一间办公室，另一间已经废弃。教室里只有一个讲台，十来张桌子。学前班和一、二、三这四个年级，都挤在一口窑洞里进行复式教学，一个年级的学生上课时，其他几个年级的孩子就做作业或者自习。学校的全部开支，来源于每个学生每学期35元的杂费。
　　与寨子峁村小学的简陋寒酸相比，北京市东城区某小学的现代豪华却让人震惊。据了解，这所小学投资上亿元，设有游泳馆、体育馆、健身房等场馆；每个教室都配有电脑、投影仪等现代化设备；学生厕所都像星级宾馆一样设施齐全。
　　“我国城乡之间差距悬殊的教育设施水平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实验中学校长龚玲表示，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前，我国城镇已经普及了小学和初中教育，但直到2004年，至少10%的农村地区仍然没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据调查，占总人口不到40%的城市人口获得了77%的教育投资，而占总人口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却只获得了23%的教育投资。
　　虽然近年来政府逐步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但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均衡现象依然突出，尤其体现在教师的资源配置方面。龚玲代表告诉记者，一方面是城市教师的超编，另一方面却是农村部分地区的师资紧缺，尤其是农村中小学外语、信息技术、音乐、体育、美术教师的普遍短缺。

高考指标嫌贫爱富区域之间分化严重

　　“为什么一样的(高考)分数，却会有不一样的命运？这太不公平了。”济南市一所高等职业学校二年级学生辛欣问。他告诉记者，自己的高考成绩是480多分，在济南只能上一所高职学校，而在北京，这个分数就可以被本科院校录取。
　　据了解，由于北京、上海拥有的全国重点大学数量比其他省份多，重点大学的录取名额投放又大大向所在地倾斜，远远超过其他省份。因此，北京、上海的重点大学最低录取分数线比大部分省区市低几十分甚至上百分。
　　“北大、清华是全国人民的，不只是北京的。”全国人大代表、烟台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李莉表示。她指出，高考招生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方式，加剧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原已存在的教育不公平。比如北京市高中毕业生数量只占全国的0.9%，而北大、清华在京招生名额却占总招生额的13%和18%；类似情况也发生在上海、天津、浙江等其他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
　　对于上述问题，群众反应强烈。“尤其是高校招生中的‘定向生’、‘保送生’、‘专升本’等，也制造了教育的不公平。”李莉代表说。
　　“高考指标的嫌贫爱富已成为教育不公的突出表现之一。”李莉代表说。她认为，重点大学分数线和招生指标向大城市、富裕家庭、文化发达地区倾斜，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不公平，容易导致经济文化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出现更为严重的两极分化。

示范校“肥得流油” 普通校捉襟见肘

　　大连一所重点高中2006年招收新生550人，其中自费生100人，每年学费3000元；择校生130人，一次性收择校费3万元。仅招生一项就收入420万元。记者看到，这所学校有设备先进的多媒体教室，仅装修一个办公室就花费七八万元，而且在职老师人手一台手提电脑，一身校服千余元；而与其相邻不远的一所普通高中，竟连一个实验室都没有，连一两万元购买设备的钱都拿不出。
　　一位普通小学校长无奈地对记者说：“我们学校要建微机室，学校没钱又不能向学生收。学校是花钱的地方，现在生均经费连办公费都不够，学校如果不自筹资金，连水电费都支付不起。”
　　一边是政府生均经费投入不足，普通学校发展乏力，一边是政府斥巨资打造精品，示范学校“肥得流油”。基层教育工作者对此意见纷纷，许多中小学校长向记者发牢骚说，在很多地方财政只保教师人头费，根本不拨生均经费，不是政府拿不出这个钱，而是教育政绩观在作怪。因为教育是个慢功夫，短期内见不着成绩，不如建名校、搞政绩工程立竿见影。他们认为，投资上亿元建一个学校，只能进一步扩大差距，造成新的教育不公。
　　虽然去年9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中明确，“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各地政府对各级示范学校、重点学校的政策倾斜使其依然膨胀发展。
　　“20世纪80年代，我国建立一批重点学校，目的是在我国教育资源总体短缺的情况下，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解决人才紧缺的问题，然而却事与愿违。”李莉代表告诉记者。她表示，重点中小学的畸形发展使其成了“教育贵族”，人为地将学校均分成了一、二、三类。
　　李莉代表说，1995年，在声讨应试教育、主张素质教育的背景下，示范学校政策取代了重点学校政策。然而，打着“素质教育”旗号的“示范学校热”却在教育领域造成了新一轮教育差距的扩大。在农村，由于政府投资经费少，别说是建示范学校，就是建普通学校都有困难。这种倾斜政策客观上加剧了教育的两极分化。

会外专家：家庭背景影响学生受教育机会

　　济南市一位姓郑的低保户无奈地对记者说，孩子上初中二年级，只能按片就近升入一所普通中学。这所学校设施差、师资力量弱，有“本事”有钱的家长都让孩子择校了，留下的学生越来越少。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认为，学生的家庭背景已经强烈地影响了他们的受教育机会，同时教育不公又进一步加大了社会阶层分化。由他负责的课题组在对我国10个城市40余所高中的调查中发现，约有1/5的学生通过交赞助费和择校费进入高中，城市重点学校的择校生比例最高，为25.2%；此外，还有6.5%的学生动用了社会关系。城市重点高中，来自较高社会阶层家庭的学生是较低社会阶层的1.6倍。
　　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吴定初认为，教育是一种社会调节器，使各种人有公平晋升的台阶。现在教育存在的不公平实际上使中低收入阶层子女的晋升之路越来越窄，从而使教育丧失其调节功能。
　　北京师范大学杜育红等专家则认为，教育不公不但会进一步加大社会的不公，还会制造新的不稳定因素，因此绝不能因为社会不公平现象而加大教育不公平，又因为教育的不公平反过来进一步增加社会的不公平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