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2月，我决定去趟广东省省会广州，一个工业化城市，去见一见广东省政府的高层领导。在香港参加花旗客户大会期间，我驱车北上广州。里奇·斯坦利从花旗在上海的办公地点乘机南下广州。过关的时候，我用车载电话给刘明康打了一个电话。他告诉我，虽然有传言说外国投资者的持股比例能达到40%，但根据当时的规定，外资银行联合持股比例不能超过25%，单一外国机构持股比例不能超过20%。我告诉他这个消息让我很失望，但是花旗仍愿意继续谈判。
到了广州之后，我们在广东省政府办公大楼内一间正式的会议室边喝茶，边进行了会谈。会议室左右两边各有一排沙发。我对广东省政府代表说，我此行是代表花旗在纽约的高管而来的，我们认为能够同广东省政府一道，帮助广发银行摆脱历史包袱，对花旗集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解释说，花旗银行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1902年，第一家美国在华银行──国际银行公司进驻中国，国际银行公司即花旗银行前身，自那时起我们就致力于推动中国的发展。我告诉对方，花旗银行曾在中国使用过的行旗现在挂在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走进位于纽约的花旗总部二层的会议室，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用木榫固定悬挂在正中那面墙上的行旗。
中国人给我们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花旗银行"。因为那时候，中国人将美国国旗称为"花旗"，我们是一家美国银行，而我们的司旗同美国国旗看起来又很像。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期间，我们的司旗就飘扬在花旗位于上海黄浦江边上的分行大楼窗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占领上海，我们不得不从上海撤出。1945年曾恢复营业，但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之后到了1949年，我们又退出了中国。1983年，经批准，我们又回到了中国，也是第一家在中国重新开张的美国银行。时至今日，我们的中文名字仍旧是"花旗银行"。
会谈期间，我们讲了很多，政府安排的译员也一直在非常尽职地翻译着大家的谈话内容。几杯茶过后，参会的中方代表说，花旗银行在中国的历史和为中国做出的贡献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最终决策时，他们会同广东省政府一道将这些内容考虑进去。但与此同时，许多细节问题还有待敲定。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中国方面没有一点消息。显然，没有得到广东省政府官员的批准是导致交易搁浅的原因。我第二次动身去见了广东省政府相关负责人，重申了花旗对入股广发银行的兴趣，并再次表示愿意为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
事实上，中国这样做是有其战略考量的。中国政府一边招标，一边却对控股地位问题不置可否。这样做让中方成功地吸引了外国投资者的注意，推高了我们愿意支付的价格。
2006年4月，广东省收到了位于北京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来的通知──刘明康正是该委员会主席。通知规定，外资银行联合持股比例不能超过25%，单一外国机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
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同中国人民银行、监管机构和政府打交道，进行了许多会谈，现在得做决定了，是否还要继续下去。我和花旗在当地的管理层都认为，此次交易虽然面临各种限制，但这笔交易符合花旗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我一面探索其他替代方法，使我们能够享受到同控股相似的权益，一面努力地给在纽约的同事和董事会做工作。
我说服他们要继续下去。
此次交易的签字仪式定于2006年11月16日下午4点，在位于广州市中心广发银行的行政办公室举行。这间办公室没有窗户，地上铺着绿色的地毯，上面摆着一张长条桌，并配有紫色座椅。花旗将同其他机构组成财团，按照当初竞标时提出的价格购买广发银行86%的股份。花旗将购买20%的股份，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和中国国家电网也将分别购买20%的股份。中信信托（国有投资集团──原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一个业务单元）将持有12.85%的股份，普华投资公司（后来被从财团中剔除）将收购8%的股份，IBM信贷将收购4.74%的股份。外国投资者──花旗和IBM信贷合计持股比例不到25%。虽然没能实现一开始期望的绝对控股，但我们通过谈判达成了一项重要的协议：花旗银行持有的股份将冻结6年，其他股东的股份将冻结3年。如果其他股东想要出售持有的股份，花旗银行拥有优先购买权，但这仍取决于对外国投资者持股比例上限的规定。
当地政府邀请到媒体巨头中央电视台，以及几十名来自全球新闻机构的记者，共同见证并播报签字仪式。道琼斯、彭博社、路透社都在邀请之列，中国各主要期刊杂志社的记者也应邀参加。下午4点已过，房间内满怀期待的人们开始窃窃私语：出问题了。尽管此前有人保证，所有没有解决的问题都会在签署协议之前得以解决，但在最后一刻，一家中国股东表示不能签协议了。花旗的团队成员在会议室、会议室旁边的几间休息室以及食堂之间跑来跑去，我们的律师就在食堂随时候命。
各方律师和花旗团队在几间屋子里跑来跑去，希望拿出最终条款，让这家中国的投资者放心。这一次，将签字仪式的时间定在了晚上7点。
然而，眼看就要8点钟了，我不得不采取行动。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尽管我们尚未就各个事项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必须要签字了。此刻事关重大，如果没能签署协议，各方的处境都将变得很尴尬，包括中国的投资者和广东省政府。如果不签字，一些股东将可能退出交易，导致交易落空。我们将为此遭受批评，花旗在中国的发展目标也将受到负面影响。媒体和政府对我们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此外，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保尔森（Hank
Paulson）即将于几周后率高访团访华，探讨经贸关系问题。高访团成员包括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美国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Susan
Schwab）、美国商务部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Carlos Gutierrez），以及美国劳工部部长赵小兰（Elaine
Chao）。高访团计划拜会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和吴仪副总理（分管贸易的"铁娘子"）。关于此次交易的新闻报道将作为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发展中的一项进程予以公布。由于中国没有实行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机制，当时同美国的贸易顺差巨大，因此中国面临较大的外部压力，美国政府官员希望在取得一些积极进展的基础上同中方讨论经贸关系。
差不多100多年以前，花旗银行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我们在100年里塑造起来的形象危在旦夕。好吧，我要豁出去了。
"签字吧，"我吩咐说，"出了问题，查克和董事会那儿由我来顶着。"
我同里奇·斯坦利和花旗亚太区公司和投行部总经理鲍勃·莫尔斯一起走进了会议室。我在前排选了一个位置坐下。广东省金融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已经开始发表讲话，他表示，此次交易对中国乃至世界来说都具有历史意义。我也发表了讲话。但是花旗的团队成员还在会议室和食堂之间奔忙，拿着笔记本电脑和文件，这都是为了确保那家有所动摇的中国投资者能顺利签字。最终，大家觉得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我的同事和整个财团其余的投资者都坐下来把字签了，镁光灯、照相机和摄像机记录了这一切。
花旗的律师将我从座位上拉到一边并对我说，我的决策可能是我做过的最糟糕的选择，我们可能会因此而失去谈判的筹码，导致交易以失败告终。
但是交易最终没有失败。4天后，那家动摇的投资者终于签了字。
凌晨两点半，我回到了在香港入住的丽兹·卡尔顿酒店。不论是在驱车回港的路上，还是在酒店的房间里，我已经再没有其他的想法了。我觉得，不管是对花旗银行还是对中国而言，我的决策都是正确的。
那家中国投资者几天后签字的事实，证明了我决策的正确性，广发银行的财务报表也再次对我当时决策的正确性予以了证明。完成此项交易三年后，广发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由5.8%下降到2.3%。净资产价值从2006年底的16.8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底的30多亿美元，增幅超过80%。同期营业收入增长超过一倍。广发银行计划于2011年前上市，目前还差监管审批。2010年早些时候，广发银行上市计划获得股东（包括花旗集团）批准，这再次证明了当初果断决策的重要性。
上述三个事例表明，当领导力面对挑战之时，当周围同事或法律顾问出于谨慎考虑提出保守建议之时，当最后一刻的混乱局面可能导致前功尽弃之时，保持冷静是最正确的做法。要有勇气坚持己见，坚持自己的决策，并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积极主动、勇敢大胆，最终定会有所收获──也许不是卡斯特罗相送的一盒古巴雪茄，但确是领导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