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危机中发挥领导作用，就要大胆地做出决策。在50年的职业生涯中，我也是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做出大胆决策。在危难关头，至关重要的是要清楚须采取什么措施，并迅速行动。下面三次亲身经历可以说明在面对危机时，大胆决策会产生怎样的积极效果。
1980年，我在尼加拉瓜不得不坚持要求支持桑地诺的武装分子，不要搅乱债务谈判──谈判结束时，我得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送给我的一盒雪茄作为回报。
20世纪90年代初，当一些同事还在为花旗银行在中东的地位担忧时，我判定他们顾虑的负面情况相对次要，而《奥斯陆协议》传达的精神将更能决定大局，因此努力促成在以色列设立花旗的分支机构。
在中国，我带领花旗银行参与了收购一家中国本土银行股权的交易。在合同签署仪式过程中出了一些问题，当时我必须做出艰难的决策，以使交易能够继续下去。最终我签署了合同，比原计划晚了11个小时，并要为此承担责任。
上述事例表明，面对挑战、身陷困境、遭到怀疑、穷途末路，甚至是面对武装人员时，若要发挥领导力，就要对如何行动做出大胆而果断的决策，同时激励你的团队予以执行。若想发挥领导作用，你一定要积极主动并勇敢大胆──当然，在决策失败时，你也要愿意承担起责任来。
尼加拉瓜
当我见到丹尼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和手持冲锋枪的桑地诺支持者（Sandinistas）时，我已经在南美大陆和加勒比地区工作了20年。但当时的经历让我永生难忘，那段经历能够描述出我所倡导的领导力，就是那些需要发挥领导作用并做出决策的人须具备的领导力：他们需要采取大胆、直接的行动；做出明晰的决策；坚持自己的决策，不动摇、不放弃。
1979年7月19日，奥尔特加及其政党在尼加拉瓜掌权时，继承的国家债务达到16亿美元，其中包括对花旗等全球115家私有银行5.82亿美元的债务。当时花旗在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市区设有一家分支机构，而我正担任花旗负责拉美业务的高级副总裁，便决定去马那瓜了解实地情况。
当时，桑地诺推翻了长期执政保守政权的新兴左翼政府，才刚刚上台三周时间，局势依旧紧张。当我们乘坐的猎鹰20最终停靠在马那瓜机场时，迎接我们的是一群手持AK-47、一脸倦容的女兵，她们将陪同我完成在马那瓜几个小时的行程。我不得不在当天离开，因为我们遭到威胁，如果不能当天离开，将被杀死在停机坪上。
"你们乘坐的飞机必须准时起飞，否则按照上级指示，就要击毙你们！"在迎接我们到达时，一位女兵如是说。
她对飞行员说了同样的话。
我用西班牙语向她保证，我们将准时离开。我多希望受到的欢迎能更为友善一些，因为那天碰巧赶上我44岁生日──1979年8月15日。但是，我对那些桑地诺支持者是不抱什么希望了。
赶赴市区的途中，街道上尽是激战后留下的弹痕。桑地诺支持者和前政权之间为期数年的反抗与镇压活动，致使5万人丧生，占该国总人口的2%。几年间，国民卫队动用大炮和炸弹袭击了城市东部地区，试图打击桑地诺支持者，但同时也摧毁了学校、医院和重要的水电基础设施，仅在马那瓜就使成千上万的平民丧生。
除了人为破坏，1972年的地震也给马那瓜造成了重创──80%的房屋被毁，市中心被夷为平地。几年中，没有进行任何重建，也几乎没有大规模外来援助支持重建。除了断壁残垣，市区街道几乎空无一物；通往市区外的街道上，沿途也尽是荒地和匆匆搭建的贫民窟。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德瓦伊莱（Anastasio
Somoza
Debayle）是已被推翻的前总统，是尼加拉瓜首个独裁者的幼子，其父死于1956年的一次暗杀。安纳斯塔西奥·（塔西托）·索摩查·德瓦伊莱任命自己为地震重建委员会委员长，并将80%的重建合同给了自己的公司；但最终完成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绝大多数重建是在马那瓜南部和东南部进行的，那里归索摩查及其同党所有，这样一来，马那瓜市中心基本上就被弃之不顾了。
同大多数在马那瓜的企业一样，花旗银行关闭了设在那里的分支机构。应我此前要求，我被带去会见了时任尼加拉瓜央行行长的阿图罗·克鲁兹（Arturo
Cruz）。克鲁兹毕业于乔治敦大学，并一直致力于推翻索摩查政权。他曾两次被捕入狱，分别是因1947年、1954年两次秘密行动计划的失败。在后来流亡华盛顿期间，克鲁兹曾就职于美洲开发银行，我正是在那儿认识他的。那时候，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试图联系他以获取他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