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那瓜热浪袭人，气温超过38.8摄氏度，大家都热得虚脱了。当天持续时间最长的讲话，自然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发表的演讲。卡斯特罗政府同桑地诺支持者一道，推翻了索摩查政权，并为尼加拉瓜新政府提供军事和技术援助。奥尔特加的讲话同卡斯特罗的差不多一样久。
多年以后，丹尼尔·奥尔特加于2007年再次当选尼加拉瓜总统，这是后话不提。
庆祝活动后，奥尔特加要我帮他一个忙，问我能不能同卡斯特罗见面聊一聊，改善古巴同全球金融界的关系。因此，我和卡斯特罗见了面，就我们两个人，喝着咖啡，抽着古巴产的高希霸雪茄，谈了一个小时。高希霸是卡斯特罗较为偏爱的雪茄，能同他一起抽上一支高希霸雪茄，也算是一种特权了。他跟我说，当初推举切·格瓦拉（Che
Guevara）出任古巴央行行长，是个错误的决定。拉美地区流行着一个笑话，有人甚至坚信确有其事。这则笑话说的是，在攻下哈瓦那之后，卡斯特罗召集他的部下，问道："你们谁是经济学家？"格瓦拉听错了，以为卡斯特罗问的是"你们谁是共产党员"，结果他举起了手。
卡斯特罗希望得到关于重组古巴外债方面的建议。他说，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的援助是不对的。他还表示已经提醒奥尔特加，不要效仿古巴的做法，不要拒绝国际援助。
问题是古巴能做什么呢？卡斯特罗上台执政前，美国的银行就已经被收归国有了，但是古巴对加拿大和欧洲的银行（主要是一些西班牙的银行）仍有未偿债务。苏联人是不会帮忙的。古巴需要减免债务，即需要银行同意免除其债务或对其债务进行重组，这跟信用卡持卡人要求降低还款额差不多。
我给卡斯特罗的建议是，处理债务问题要有条不紊，要同相关银行的代表一道解决问题，维护古巴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声誉。就在那时，卡斯特罗和我打赌说，我绝对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债务重组问题同尼加拉瓜达成一致。他还给出了一个日期。
我跟他打赌说我能办到。
他说如果我能办到，他会送给我一盒他个人的高希霸雪茄。
同年晚些时候，我们终于敲定了同尼加拉瓜之间的交易。在历时数月的艰难谈判中，我们的争论不仅涉及本金和利率，也牵扯到原则和意识形态。终于，在一天晚上，谈判取得了突破。所有人都聚集在我们中美洲地区总经理的套房内，当时由于危地马拉正在打内战，我们中美洲地区的总经理临时将办公地点搬离了在巴拿马的办公室。经过一整天的工作，套房内的人们有些焦躁不安。为了让大家高兴一些，也轻松一下，美林的谈判代表讲起了笑话，结果大家都被逗乐了。当我们放松得差不多时，有人说道："嘿，这是我们公开达成的交易，那就开始执行吧。"这样，疲惫不堪的谈判代表们就在套房内达成了一致意见，交易得以执行。
在我有印象的重组案例里，这是我们第一次同意将5.82亿美元的利息和本金支付延期，并将本利偿还期定为12年。通常来说，重组的期限是7年。在巴拿马城举行的签字仪式上，尼加拉瓜的代表用高仕牌金笔在协议上签了字。签字前，尼加拉瓜方面的律师在笔上刻下了这样的话：
Firmar me haras
Pagar
jamas
意思是："你可以让我签字，但是你无法让我付钱。"这句话最终变成了事实，尼加拉瓜没有遵守协议规定。但是在签字的当晚，尼加拉瓜代表们还是抽着雪茄，真心地庆贺了一番。
那时，我还想起了卡斯特罗的承诺，但是他却没了音讯。
几年过去了。1986年2月，《机构投资者》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债务危机中的战地元帅》的文章。文章回顾了我同尼加拉瓜人的交易，以及此后我为其他拉美国家设计的债务重组计划，文章还提到了卡斯特罗的赌注。
一个月后，古巴驻联合国大使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要给我一盒高希霸雪茄，说是卡斯特罗的一点心意。我们约定在我位于公园大道第5层的办公室见面。我邀请我的律师约翰·米勒德一起参加，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是我谈判时的律师。我不知道见面后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大使来的时候，胳膊底下夹着雪茄，还带了一位助理，我肯定那位助理是情报人员。大使把雪茄递给了我，自信十足地说："卡斯特罗一向很守信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盒雪茄代表的是一种肯定。是对大胆发挥领导作用、试图让尼加拉瓜重返国际银行业的肯定，也是对反对桑地诺支持者武力威胁、坚持在中立基础上谈判的肯定。
在中东和以色列
有时候，在做出一个同所有人意见相左的决策时，你不得不大胆一些，要相信你的决策是正确的，最终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故事发生在1994年10月31日，我那时正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出席由世界经济论坛和对外关系委员会赞助的卡萨布兰卡峰会，即中东──北非经济首脑会议。包括我在内的部分参会人员，同时任以色列外交部长的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共进了早餐。佩雷斯曾于20世纪80年代担任以色列总理，1995年再次当选以总理。那时，佩雷斯刚刚促成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阿拉法特签署了《奥斯陆协议》（以色列和巴解组织间第一份直接协议），《奥斯陆协议》是双方秘密对话的产物。当时人们对中东地区的局势发展持乐观态度，认为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经济发展和业务拓展都存在机遇。因此，在卡萨布兰卡的那顿早餐上，我向佩雷斯表示，花旗银行有兴趣在以色列开展业务。
我第一次去以色列，是在1992年作为30国集团代表。30国集团是一个由各国学者、央行行长、财政部长及金融界人士组成的组织，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全球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做出分析。以色列央行行长雅可布·弗兰克尔（Jacob
Frenkel）陪同我们考察了以色列，并促成了我支持的会议召开。凭我的直觉，如果花旗银行能在以色列开设分支机构，那里还是有业务机会可供我们发掘的。
直到两年后，在摩洛哥同佩雷斯共进早餐的时候，我才有机会提出在以色列设立机构的想法。
"最好是银行，而不是坦克。"佩雷斯说。他就愿意讽刺别人。
我同佩雷斯就我会见阿拉法特主席一事达成了一致意见。于是我会见了阿拉法特，并告诉他我们考虑在中东地区寻求更多的业务机会，拓展在该区域的网络布局。阿拉法特建议我们将业务拓展至安曼，并在约旦河西岸成立一家分支机构。我只向他承诺，将会更多地参与到中东地区经济发展当中，包括让花旗在黎巴嫩的机构重新开业，该机构曾因1987年黎巴嫩内战而关闭。我鼓励他将巴解组织和以色列的和解关系保持下去，并明确表示，在以色列设立机构是有可能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我还和他讲，他应该发动全世界流亡的巴勒斯坦人为巴勒斯坦筹资，就像以色列当初号召流亡在外的犹太人那样，而不要太过于依赖官方援助。
此次卡萨布兰卡峰会的另一项积极进展是我同埃及的一些企业家见了面，其中包括沙菲克·加伯尔（Shafik
Gabr）。沙菲克·加伯尔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埃及企业家，掌管总资产达数十亿美元的阿托克集团，也是1982年在开罗成立的美国商会创始成员之一。同这些埃及企业家会面的意图，是希望如果美国和埃及的企业家能够一起制定出一份计划，帮助推动贸易自由化、促进经济发展，并推动彼时针对埃及封闭经济的改革，将有助于在整个中东地区形成推动和平与发展的氛围。最终，我们会面的结果是美国──埃及总统委员会的成立。美国──埃及总统委员会是一个私营企业团体，由美国和埃及主要集团企业各派出10位代表组成，我是该委员会的创始成员之一。美方首席代表为副总统阿尔·戈尔，埃方则为总统穆巴拉克。我在摩洛哥期间，以色列《国土报》（《国土报》是以色列历史最悠久的日报，读者主要为以色列的精英阶层）的一位记者问我，花旗银行是否考虑在以色列设立机构。
"为什么不在以色列开设分支机构呢？"
《国土报》的记者问我。
我告诉她我正在考虑此事。以色列的报纸对此消息予以报道，一些主流通讯社也予以转载。
当我回到花旗位于纽约的总部时，我的一些同事对我在以色列设立机构的想法表示担忧。他们尤为担忧的是，此举可能会对我们与一些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负面影响。阿拉伯国家中，当时只有埃及和约旦同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阿盟于1948年起对以色列进行经济孤立，禁止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之间的商务往来。当时阿盟对以色列的抵制仍旧强硬（如今，只有黎巴嫩和叙利亚还在坚持这样做），但我还是继续推进在以色列设立机构。